部分政策不切实际，医生为难，患者不满。比如，主管部门担心医院以延长住院天数、乱开药物而“创收”，将“住院天数少”、“均次费用低”等作为评价医院好坏的重要标准，无形中消磨着医生攻克医学疑难杂症的热情，甚至出现媒体报道的“患者被赶出院”的情况。“长此以往，临床医生没有积极性，学科逐渐萎缩，最终受累的还是病人。”上海瑞金医院分管医疗的副院长袁克俭担心地说。

　　医疗纠纷，缺乏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在上海长征医院肿瘤科主任王杰军看来，医疗纠纷如同一个棘手的恶性肿瘤，解决途径看似有很多种：双方协商、司法诉讼、第三方调解等。但很多时候，走完一圈下来，最终还要双方协商。此时，往往演变成一场纯粹的利益博弈。在此过程中，患者怨气越积越重，医院医生耗费精力无数，人身安全堪忧。不少恶性伤医事件，都有医疗纠纷没及时解决的影子。

　　患者将医生“神化”，期待药到病除。“医生只能治好病，不能出任何事！就像商品买卖一样，只要付了钱，就要保质保量包换。”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赵曜认为，这是很多患者进医院的心态。只要一出现问题，就认为是医生的错。其实，医生也是人，医学是非常复杂和有限的。一位刚工作不久的医生委屈地说：“我始终不明白一件事：凭什么给你治好了病，就是天使，治不好，就是魔鬼？”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部分医生的医术医德确实存在问题。医生人文精神缺乏、沟通技巧欠缺的现象，也是患者不满的重要导火线。上海瑞金医院外科教授李宏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名患者告诉我，他看病五六分钟，医生都没抬头看过患者一眼。还要一边打电话，一边检查、写处方。病人躺在那里，心里会怎样想？只有尊重病人，病人才会尊重你。”

　　医患矛盾的破冰之行

　　其实，正是患者病痛解决后展露出来的笑容，支撑着无数医生坚守。在医患双方均不满意的背景下，要想让被骂为“白眼狼”的医生重获“白衣天使”的尊重，政府制度的顶层设计、医院医生的努力、媒体和社会的善意，一个都少不了。

　　医疗市场应逐渐放开。除政府必须加大医院投入，提高医生待遇之外，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建议，政府应对公立医院能承担的职责有理性认识，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尽快将一些高端社会化的民营医院办起来，并让医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由嫣然天使基金会全额资助的北京嫣然儿童医院获批，被业界认为是个值得赞许的信号。

　　鼓励患者社区就诊。朱同玉建议，要调整不同级别医院医保支付的比例。目前医保支付比例上，大医院和小医院只有5%的差距。费用上不拉开档次，老百姓更爱往大医院跑。应进一步降低社区医疗费用的自付比例，并加大对社区医生的培训，加强患者对社区医生的信任。

　　医生、医院自身也应努力。谢汝石经常开导年轻同事，面对患者或社会的不理解，我们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好自己的事，毕竟多数患者对我们是感激的。他仍会鼓励有志成为医生的人学医，因为相信现在的不公平很快就会改。袁克俭则建议，医生也应加强沟通能力，有进取心、责任心、同情心，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有可能挽救或击垮一个家庭。此外，专家表示，医院也应自我调整，努力简化就诊秩序，多为患者和医生考虑。

　　媒体应客观，社会需宽容。“茶水验尿”、“缝肛门”等媒体报道不断消解医患信任。谢汝石认为，个别媒体的报道，在医学界看来不符常理，但这些不客观的个案往往以夺人眼球的标题，迅速扩散。他建议，媒体在涉及医学纠纷时，为避免片面，最好咨询两三位同一领域的医生。庄一强也呼吁，媒体应是社会公器而非偏见的代言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医疗这座围城中的一员，也需要换位想想，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多学习医疗知识。某家医院或某位医生很难去抗争因制度积弊带来的问题，我们所能期待的，便是交给时间，冷静下来，通过医患双方的不断互动，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让患者满意，也让医生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