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以羡慕的眼光看着高档写字楼里来来往往的白领阶层，羡慕他们所拥有的高薪靓车。然而，是谁在清晨睡眼惺松中淹没在匆匆上班的人潮里？又是谁在深夜披星戴月奔波在归家的路途中？是他们——这群表面风光而内心憔悴不堪的职场白领们！为了生存，为了竞争，为了内心不停歇的欲望，白领们像一只只陀螺，被命运的鞭子抽中，再也不能休息。 
 
    健康、朋友、快乐，都渐渐远去。于是，“亚健康”、“英年早逝”这些词越来越频繁地刺激人们的神经，有一点无奈，更有一点辛酸……

　　压力“追杀”职场人

　　2008年3月6日中午，华为公司深圳坂田研发基地一名员工从华为食堂三楼坠下，虽然被随后赶到的120急救中心救护车送往医院，但旋即宣告不治身亡。这是十天内，华为公司发生的第二起员工跳楼事件。此前的2月26日中午13点15分左右，华为公司成都软件园的一名员工跳楼自杀。这是华为近一年来发生的至少第五起内部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而据华为内部员工称,这已经是近年来华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第38例了！

　　2006年5月28日晚，深圳华为公司员工、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死亡，之前胡新宇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2007年7月18日下午，年仅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的他，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2007年8月11日17时30分左右，在长春市国联小区，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纵身从7楼跳下身亡；2007年12月5日上午，在深圳华为工作的乔向英起床后进入洗手间梳洗时突然倒下猝死……一位又一位的华为精英由于不堪压力而离开了人世。

　　对于职场白领的生存压力，华为仅仅是典型例子。实际上，近年来，关于职场白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报道不绝于耳。2007年5月底，中兴通讯的一位程姓工程师，在出差进行“电信日”重点设备保障工作时，于河南省漯河市不幸去世，年仅32岁。他的去世被中兴内部同事认为是“过劳死”。不仅仅是普通员工，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因为过度劳累而离开人世的事例同样比比皆是。2004年4月8日，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在跑步机上锻炼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在此之前，杨迈刚和夏新电子签下2.5G技术平台供应协议；2005年9月18日，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因病在香港辞世更凸现了职业经理人面临的巨大压力……这些业界精英，正是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当口，却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不能不引发社会的担忧。

　　现代社会，职场竞争激烈，即使已经努力地工作，但烦恼、沮丧仍然伴随着不少看上去风光无限的白领人士。据调查，有85%的白领认为自己缺乏职业安全感，担心失业、职业不稳定、缺少归属感、对可能出现的失败表示忧虑以及在工作中经常被挫伤自尊心等是产生白领安全感危机的几个主要因素，而都市中写字楼里的这一群体尤其成为压力追逐的对象。对于轻微的压力，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消除，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淡化。如果处理得当，还能将压力转化为人生的动力，促进奋发进取。但若是压力不能及时得以排除，长期积聚，无形的压力会在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引起诸多不良的反应，更严重的则表现出抑郁症的征兆，孤僻、绝望，甚至想自杀。职场白领们的健康危机，已经成为其自身不能承受之重！

　　“床垫文化”带来的职场压力

　　压力，可以说是21世纪的流行病。我国都市中的精英们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充满了竞争与快节奏，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绝非一般。在我国，企业员工英年早逝的现象尤其严重，不管是事业成绩斐然的王选和王均瑶们，还是“血汗工厂”里倒下的工友们，无一不令人震惊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这里面有环境压力的问题，有当事人身体素质的问题，但是“床垫文化”导致的过度加班责任是无法逃脱的。

　　以华为为例。在华为的创业初期，几乎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不回家，与垫相伴。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相当于半个家。在很多经历过华为创业阶段的老员工看来，“床垫文化”是华为精神的象征。在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后，华为依然希望企业和员工保持这种奋斗的精神。“在华为，不懂得‘鞠躬尽瘁’就无法‘出人头地’。”据称，在很多部门，加班都是个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而获得好的绩效考评，正是员工们长期超负荷加班的动力。

　　不仅仅是华为。2007年年底，央视《时空调查》与智联招聘网联合进行了一场“人在职场”的系列调查，短短几天，就吸引了14000多人参加。而调查的结果更是耐人寻味。在调查结果中，有52%的人回答自己经常加班，而回答自己基本不怎么加班的人只有4%。上班有点，下班没点，已经成了许多上班族的常态。有人已经将过去形容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改成朝九晚“无”。调查结果同时还显示，73%的人根本得不到加班费，是属于无偿加班。延长劳动时间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然而中国企业加班的结果却是制造悲剧，浪费资源。当加班成为一种形式，而并非员工发自内心、并非企业需要的时候，只能是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并由此制造了一个个“过劳死”悲剧。

　　当然，普遍而无偿的加班只是职场压力的一部分。实际上，压力下的紧张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有一位白领这样讲述自己的生活，“有时老板规定三天完成的工作，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因为我所在的公司，大家做事的效率都很高。如果你做得比别人慢，你的位置就不保，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才得到了部门主管的职位，岂能给后来者可乘之机，所以我必须更加努力。”“我总是在加班，有时要到很晚，基本上每天如此，连周末也不例外。几乎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我就像一个陀螺，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除非灭亡。我已记不清何时逛的街，何时和朋友一起出游过，何时享受过泡澡，何时睡个好觉、吃顿好饭，甚至连给家里打电话都由从前的一周一次改成了现在的一月一次，脑子里有一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有一天这根弦断了，我也就完蛋了……”

　　社会压力下的职场白领

　　除了企业强压给员工的压力之外，白领阶层自身面临的社会生存压力同样巨大。在欧洲，如果企业管理层以高薪诱惑下属加班，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工资已经足够自己生活，宁愿不加薪也不愿意放弃业余生活。欧洲人更看重生活的质量而不是工资，原因很简单，如果不用加班便可以生活得很好，没有人愿意加班。而在目前的中国，远没有达到欧洲的富足，13亿人更令职场的竞争难以想象，能够进入一些著名的企业例如华为，对于许多刚刚步出校门的学子来讲是一种荣誉，更是进入精英俱乐部的标志，努力适应华为更是许多人的追求，一旦出现偏差，出现精神抑郁甚至自杀就很正常。

　　再者，从当前来看，我国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步成为就业的主力。80一代（包含70年代末）生长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之中，他们的父辈以及更往上的长辈，曾经受尽了苦难，长辈们不想让孩子像他们一样受苦。有些家庭尽管不富裕，可是在对待子女上毫不例外的仁爱无边，他们尽自己所能，试图把他们圈养在自己温暖的怀抱中。由此构成了一种压力逐渐减弱的大环境。但在同时，这一代人面临的社会压力又是最重的一代。90年代末，在他们刚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扩招，扩招在带来了更多求学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他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找到合适的位置，就要强逼自己与更多的人竞争。而在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后，他们面临的又一大压力就是中国房价的暴涨、教育医疗费用及生活成本的日益提升。

　　以深圳为例。2007年深圳的平均房价上涨超过50%，最高均价超过16000元/m2，本该成家立业的白领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有人说深圳房价上涨是好事，可以淘汰那些低层次的人，提高深圳的城市品质。但如果连华为的工程师们都无法安居乐业，那所谓高层次的深圳人又是从那里来的呢？对于大多数职场白领而言，手中那点可怜的薪水，可能永远赶不上这奔腾的时代。而如果表现不好，甚至连这点可怜的薪水都无法保障。辛辛苦苦上了这么多年学，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面对满头白发、日益老去的父母，个中苦楚又有谁能体会。此时此刻，生死又有何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