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国家卫计委公布数据显示，国内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每年新感染艾滋病的青年学生超过1000人，男男同性性行为是主要传播途径。日前，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有关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通知，并建立通报制度，应对疫情。

　　HIV阳性！

　　2014年9月的一天，一份检查报告彻底改变了阿莱夫的生活。

　　他是一名艾滋病患者，也是一位男同性恋者。

　　在这之前，他活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从此之后，他决定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

　　2012年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显示，HIV病毒在同性中的感染率从2005年前的0.3%上升到2011年的13.7%。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约有400万男同处于艾滋病感染风险中。

　　而更可怕的是，这个群体，几乎很少被人真正了解过。

　　互联网与同志朋友圈

　　2009年，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其所著的《同性恋文化》中提到，同性恋（包括双性恋）人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是3%至5%，根据当时中国的人口基数，同性恋者大约有3900万到5200万。2015年《中国性科学》杂志上一篇文章显示：我国男同性爱者（包括男双性爱者）总人数极可能超过2100万，性活跃期男性性行为约922.4万。

　　在普通人的世界里，阿莱夫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90后青年。21岁大学毕业，从温州到北京，放弃学了四年的机电专业改做电商，每天在公交和地铁的换乘中，过着平淡无奇的北漂生活。

　　而在一个叫Blued的社交软件中，他是拥有1.5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每天有无数人跟他留言、搭讪或是咨询，他的网名叫“坚强的阿莱夫”。

　　这个由淡蓝网开发的手机APP，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男同社交软件，拥有用户超过1500万，其中99%的用户都是男同性恋者。它更像是一个线上的酒吧，每位用户的“情况”、头像、位置都能清晰地展现，可以很方便地找到附近的“同志”搭讪。

　　在Blued的世界里，同性恋就在我们身边。

　　阿莱夫在平板电脑上登录Blued，上面显示在距离他50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同志”朋友，随时可以跟他打招呼。他在主页发布一条消息，不一会儿就收到几百个人的留言。除此之外，还有JACK'D、ZANK等，这些都是专属于男同的社交软件。

　　客观上来说，互联网社交软件让“一夜情”变得更加容易。阿莱夫坦言，他已经通过Blued软件成功约到过二十多个“同志”朋友，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彼此温暖，这是一个很自由的“蓝色”世界。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基层的是生理需求。中国的社会逐步开放，同性恋群体慢慢浮出水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性的释放。淡蓝网CEO耿乐认为，社交软件只是提供一个出口，就算没有这些软件，人们也会通过贴吧、GAY吧等途径去寻找伴侣。即便关了这些网站，大家又回到卫生间，去墙上写几月几号几点在哪儿见面，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络才是性教育老师

　　喜欢男生，阿莱夫是到20岁才明白的事情。

　　高中时，性意识渐渐成熟。周围的同学开始早恋，接二连三有了女朋友，可阿莱夫对漂亮女孩没有一点感觉，反倒是对同学中干净消瘦的男孩子怦然心动。

　　没有人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对于性的话题，中国的学校和家长一直都是讳莫如深。教科书里关于性的内容非常少，生理课是男生女生分开上的，父母对此事更是完全不提。

　　在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艾滋病感染者中男同占了95%，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一些高中毕业即将进入大学的孩子被家长带来做检查，当医生告诉家长孩子可能是同性恋时，家长感到无比诧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平时儿子很乖，只有一个要好的男朋友而已。

　　科室主任医师孙丽君说，现在的孩子性成熟越来越早，初中的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直男”、“弯男”、“基友”，可学校和家庭教育没跟上，更别说如何保护自己。

　　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从事男同研究多年，他在1994年所著《同性爱》一书是我国首部同性恋理论专著。书中认为，同性恋是人类性取向的一种，与道德无关，是属于少数人的正常现象，由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影响所致。2008年，张北川的学术观点被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性健康教育学》纳入，但使用这本教材的学校并不多。

　　与此相反，互联网成了阿莱夫的性教育老师。

　　高中男生们偷着上网看A片，阿莱夫也看，但他更爱看两个男生在一起的画面，这完成了最初的性启蒙教育。后来，他开始浏览各种同志论坛、贴吧、聊天室，在这里遇到了很多跟他一样的人，逐渐认清自己的性取向。

　　一部国产老电影《蓝宇》让他印象很深，这部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看过的电影，由著名香港导演关锦鹏拍摄，讲述陈捍东和蓝宇这两个男同之间温情又凄美的爱情故事。看完电影后，阿莱夫才知道，原来男生之间的感情也可以如此美好，他期待有一天能够遇见自己的那个“蓝宇”。

　　然而，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特殊的性取向让阿莱夫备感孤单，作为高中班里的宣传部长，大学班里的班长，老师同学眼中的好孩子，多年来，他一直尽力掩饰自己，让大家觉得他很“正常”。

　　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艾滋病

　　2014年9月的一天，阿莱夫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艾滋病。

　　“没什么可留恋，一切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拿到检查报告的一刻，阿莱夫脑海中一片空白。从第一次性行为到感染艾滋病只有三年时间，他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无知，是导致感染的直接原因。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这并不是一个古老的病毒，1983年才在美国的男同性恋群体中被首次发现，至今依然没有方法能够彻底消灭。它广泛存在于感染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等体液中，能破坏人体的免疫能力，使各种疾病得以入侵。

　　对于男同来说，这一病毒表现出更多的“不友善”。肛交是男男性行为的主要方式，由于直肠黏膜比较薄，弹性小，比其他组织更容易受损，因此感染的几率要比其他方式高得多。除此之外，口交也是男男性行为常用方式，若口腔黏膜有破损，感染风险也会大大增加。然而，这些信息在男同中的知晓率仍然非常低。

　　“我已经在Blued上公开了自己是阳性，追我的人反而更多了，有各种表白。还有人甚至连阳性是什么都不知道，”阿莱夫说，有些人觉得没所谓，甚至有人感染后专门找感染者约会，觉得都感染了反而安全了，他们不知道还会交叉感染。

　　淡蓝网曾经调查了400多位男同性恋者，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最近一次性行为中没有戴安全套，大部分人从来没做过艾滋病的病毒检测。耿乐说，自我保护意识还很不够，大家觉得艾滋病离自己比较远，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特别想证明我是爱他的，我相信他是健康的。

　　另一个危险是，有人会恶意传播HIV病毒。有感染者甚至在网上发帖炫耀：“昨晚又约了一个，无套，好开心啊！”耿乐说，如果情况属实，那就属于恶意传播疾病，已经逾越了法律底线。因此他强调，缺乏安全措施的不安全性行为才是危险的。这对同性或异性来说同等重要。

　　感染HIV后，阿莱夫经历过一个黑暗时期，如果说在这之前，同性性行为带给他的是兴奋和快感，在这之后更多是恐惧和自责。他对这一疾病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想到一个词——死亡。

　　歧视让防控事倍功半

　　感染艾滋病与承认同性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我得艾滋病了，我喜欢男生，”知道结果的当天，阿莱夫把检查报告拿给父母，只说了一句话，就把自己关进房间，感染和“出柜”（公开性取向）两颗原子弹在家里爆发。

　　阿莱夫说，“他们都是传统的人，根本接受不了。老爸一句话没说，妈妈整夜整夜地失眠。”

　　自此之后，阿莱夫有了“专属”自己的碗筷，脸盆、衣物和洗浴用品也被母亲装到一个单独的容器内。以前阿莱夫比较懒，不爱收拾房间。感染后，他经常被母亲催促着自己收拾。

　　阿莱夫有一个比他小4岁的弟弟，在读大学。阿莱夫小时候在老家被爷爷奶奶带大，弟弟则是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弟弟可以跟爸妈聊自己最近喜欢上某个女生了，但阿莱夫却不能也不敢说，只能藏在心里。在他们看来，阿莱夫很闷。他说：“现在，弟弟是希望，我是负担。”

　　母亲坚持让阿莱夫跟一个朋友介绍的女孩尽快结婚，在她看来，儿子只要不在“圈子”里鬼混了，就会慢慢恢复正常。而她并不知道，同性恋不是离开圈子就能改变的。阿莱夫说，“一些人觉得是社会风气不好才使同性恋越来越多，那为什么我从小在那么多异性恋中间长大，也没有变成异性恋？”

　　“在一个有歧视的社会里做艾滋病防控是事倍功半的，”耿乐说，男同艾滋病防控的症结在歧视。若人和人在一起不被社会接受，不能长久，就只剩下性了。他们不是没有爱，而是看不到希望。

　　张北川曾在文献中提到，歧视与男同性行为中HIV/AIDS流行有明确关系。在许多发达国家，80年代艾滋病在男同性行为中流行，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反歧视工作，进而造成新发现的感染HIV的男同数量显著减少。例如，澳大利亚每年新发现的男同感染者曾经从1987年的2284例降低到1997年的485例。

　　而目前的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处在逐渐进步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仍持有同性恋是“变态”的观念，一部分人开始了解同性恋，还有一部分逐渐接纳这个群体。

　　从患者到志愿者

　　在“同志”的帮助下，阿莱夫一点一滴重新认识艾滋病。

　　如果坚持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艾滋病也可以活很久。吃药了不要喝酒否则全身起红疹，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热带水果、海鲜也最好也不吃，用药后的肠胃会非常脆弱。不要抽烟、不要熬夜、按时睡觉……

　　阿莱夫每天服用3种抗病毒药物：依非韦伦片、拉米夫定片和富马酸诺福韦二吡呋酯片。他随身带着这些药，在pad和手机上定双重闹钟，提醒自己按时吃药，时间精确到分钟。吃药后，阿莱夫的CD4恢复得很快，病毒载量几乎接近零值。

　　现在，他是淡蓝公益的一位志愿者，利用每个周末帮助其他“同志”患者。类似的公益组织在全国各地逐渐崛起。现在，淡蓝公益开设有自己的检测机构，为“同志”提供免费的HIV阳性初筛，每个月，阿莱夫都会带二十几人做检测。从初筛到确诊再到接受治疗的整个过程，他都会陪着他们一起完成。

　　阿莱夫发现，一些艾滋病患者教育并不人性化，比如医院的讲座只有学术和知识层面的东西，心理、生活上的关怀很少讲。“艾滋病最后死的时候会是什么状态？全身会不会腐烂发霉？”感染者大都很敏感，很恐惧，负面情绪极容易互相影响。

　　“可以活得精彩，也可以死得有尊严。”

　　天性乐观的阿莱夫每天通过互联网传递正能量，他说，“在很多人眼中，艾滋病患者就应该被隔离，都是恶意传播者。我希望，看到我的人们，不再恐艾，能够更加阳光积极地面对艾滋病。”

　　在他帮助别人的同时，别人也温暖他。他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留言：“感觉你瘦了好多，要好好吃饭！”、“开心面对一切，就当生活给自己的小小考验而已！”、“你的生活不止你一个人，还有我们陪着你，你一定要快乐！”……

　　他把查出艾滋病视作“幸运”，他想像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中的主人公熊顿一样，珍惜生命，正视疾病，乐观勇敢面对生活。他才24岁，他心中有个梦想，要去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