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办转发发改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办医的准入门槛，改善社会资本办医的执业环境，在税收、价格和医保等方面为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更公平的待遇。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已经提出了鼓励“社会化办医”的口号。但时至今日，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所占比重还较小。究其原因，即是由于在准入、税收等环节存在诸多障碍，社会资本还难以真正有效地进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毫无疑问，《意见》的出台，对于从政策层面清除社会资本进入障碍，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我国医改的主要症结在于医疗服务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出现配置扭曲、价格失衡等一系列怪现象，即俗称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放开社会办医，有利于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满足国民多元化的医疗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服务竞争，降低医药费用。从历史经验来看，控制医药费用，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医疗保险方与医药供方的集体谈判，以克服患者单独议价的弱势和信息不对称；二是依靠充分的医疗服务供方竞争，通过同行约束来降低医药费用。记得几年前，学界还流行着所谓“医疗服务业越竞争、费用越高”的奇谈怪论，《意见》无疑是对这种论调最好的驳斥。与其他服务行业一样，竞争是保障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的不竭源泉。消费者永远欢迎街上能多一家店铺，这样他们才能享受服务员的笑脸，有更多的选择和比较的自由，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医疗服务业。

　　正如《意见》所指出的，要“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实际上，除了文件中所提及的税收、价格等方面的问题，现行某些政策仍需进一步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化办医的目标。比如区域卫生规划政策，过于强调从总量上控制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往往难以避免存量资本垄断的问题，不利于新进社会资本参与竞争。如同其他一些卫生政策，我国的区域卫生规划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舶来品。但实际上，德国等国家实施控制医生数量的政策，是由于医保实施总额预算，医师协会为保证医生群体利益所做出的选择。中国目前尚属医疗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照搬医疗资源富裕之国的利益集团政策，难免是要犯水土不服的问题。

　　《意见》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给予了相当的税收政策优惠，实为了不起的进步。其中，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承担了更多的公益责任，其优惠力度更大。再深入一步，建议这种优惠不妨更慷慨一些。只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药服务执行政府规定的价格政策，实际上也就承担了一定的公益责任，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行为无异。对于这部分收入，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予以税收减免，最终实现让利于民。

　　等待多年，社会资本终于迎来了进军医疗服务业的春天。竞争的法则在这个行业也将发挥同样的威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政府管理者运筹得当，这也将是“看病难、看病贵”这个社会顽疾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