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黄牛炒号正常，也有人称女子是在“骂街”。视频经多名网友指出事发医院为北京某中医院。

北京市卫计委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研究视频内容，目前尚未确定事发哪家医院以及是否发生在北京，但会就里面反映的炒号问题进行调查了解，有消息会及时反馈。

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诉讼律师刘晔认为，女子怒斥北京挂号黄牛的视频传遍网络，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医疗资源的公立医院绝对垄断，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北上广，优质医生、优质资源不能按市场化原则均衡分布于各地、各医院。黄牛只不是人类本性对反市场、反规律的天然反应。解决挂号黄牛，只有医生的执业自由化这一唯一道路。

为何自由执业，能够减少医患冲突呢？刘晔认为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医生的自由执业能减少引起医患冲突的道德根源。

医患冲突尤其是恶性医疗事件，包括伤医或伤患，其最深层次的原因是道德或信任危机。

犯罪心理学表明，引发犯罪动机的心理学原因主要是认为受到欺骗、人格不受尊重，从而激起愤怒引起冲动。为何患者会认为受到欺骗、人格不受尊重？当然是认为对方道德出了问题，核心就是信任危机。信任崩溃是当今的社会问题，在社会整体没有修复信任关系的前提下，企图在医患这一领域修复，当然困难很大。但《妙法莲华经》也说：“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就是说，哪怕是小孩玩耍，聚一堆沙成佛塔，这样做的人，积累功德，亦能成佛。因此在社会整体修复信任关系前，医患率先修复是有可能的。

只有在医生的自由执业下，医患关系才有可能恢复到本真的最大诚信关系。因为，只有在自由执业下，医患双方才真正一对一接触，才有真正的自由选择权，患者才有可能感受到自己选择的医生是最值得自己信任的医生，医生才有可能感受到面前的这位患者是有医缘的患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自己必最大努力为他服务。

与目前公立医院体制相比，在自由执业下，医患双方对医疗行为的本质认识会发生颠覆性变化，医患关系将按照医疗行为的内在伦理和法律规范而运行，公立医院下的救死扶伤等道德绑架将不复存在，因道德绑架产生的信任冲突将不复存在。如此，因信任危机而产生的恶性冲突将大为减少。

当然我不是说，有了自由执业，因道德根源而产生的恶性医患冲突将彻底消失。因为制度能防范普遍性的恶，但并不防止人性个别的恶。

第二，医生的自由执业能够减少引起医患冲突的法律根源。

实践中，大部分的医患冲突来自患者对医疗行为的质疑，患者认为医生存在过失并造成了身体损害，要求给个说法。无论这质疑有理还是无理，总得有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来对医疗行为进行评议。在法治国家，这便是法院。但法官并非专业人士，在事实的判断方面不得不绝大部分依赖医疗鉴定或专家证人。于是医疗鉴定或专家证人便成了医疗行为的事实裁判者。转了一圈，医患冲突的法律钥匙仍旧回到医生手中，医疗鉴定公正与否便成了医患冲突的法律根源。

目前我国，在公立医院大一统下，参与医疗鉴定的专家绝大多数来自当地的大型公立医院。从所周知，公立医院的医生，其身份隶属决定了其饭碗甚至包括鉴定资质都取决于公立医院和相应卫生行政部门，其不大可能在面对兄弟医院同行的医疗过失时，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虽然不排除有少数客观公正者，但不能否认，大多数鉴定专家会将饭碗、行业利益、兄弟利益放在首位。即使现在在医学会之外，还有大量社会鉴定机构和各医科大学鉴定机构，但这些机构的鉴定人也大都只能从公立医院聘请，仍不可避免存在身份隶属的局限性。这也是患者普遍不信任鉴定机构的首要原因。

但在医生普遍自由执业之下，医疗鉴定的不公正性和不信任感可大为改观。因为在自由执业占优势情形下，参与鉴定的专家群体必主要来自自由执业的医生。而自由执业的医生，其身份、其饭碗不隶属于任何人，其以自己的医术立足于社会，取信于病人，不用靠取悦同行、公立医院或卫生行政部门而谋取生计；而且在医生自由执业下，各医生充分竞争，其必不能过多容忍同行的医疗过失，这是行业自净和行业成长的需要，否则将伤害整个医生群体。

因此，自由执业下，无论是采医学会鉴定，还是采社会鉴定机构及各大学鉴定机构，只要鉴定人主体是自由执业者，其鉴定公正性至少在利益回避方面能够得到最大保证，而利益回避是鉴定公正最核心的要素。

所以，医生的自由执业，能够减少医患冲突的法律根源。

第三，医生的自由执业，能够减少医患冲突的医学根源。

不可否认，许多医患冲突的原因在于医生不具备相应的诊疗水平和责任心，并造成了患者的损害。这是医患冲突的医学根源。

我们医生的平均水平落后于许多国家，且各地区、各医院水平参差不齐，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本原因包括：1、我们的医学高考和研究生制度未能择优选择资质好的学生学习医学，也未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能够学习医学及各专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是真正对医学及专科确有兴趣者；2、我国缺乏统一、高标准的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培训制度，大多数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各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基本上毕业后所在医院的整体水平决定了这个医生一生的诊疗水平。

从我代理全国各地、各医院的医疗诉讼实践也能看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医院的医生，其诊疗水平有天壤之别，绝大多数医疗损害的发生起因于医生的教育和培训水平不足。

而如果医生自由执业，我相信即使短期内无法改变我国医生的高考和培训体制，也能大幅度提高医生的整体水平。因为自由执业下，医生必须靠自己的本事获得患者的信任，获取一生的饭碗。如此，产生两种结果，一、水平不足以单独吸引患者、不足以养活自己的医生，只能给其他的自由执业医生当助理，而不能单独诊疗病人，如此客观减少了医疗过失的发生；二、要求上进想独立执业的医生，只能千方百计通过再读书、再培训、给他人打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这样既能倒逼医生培训体制的发展，也能整体提高医疗水平，减少过失性医疗损害。

所以，医生的自由执业，能够减少医患冲突的医学根源。

第四，医生的自由执业能够减少医患冲突的经济根源。

医患冲突的经济根源主要体现于看病贵、看病难。

所谓看病贵，不是指看病的绝对花费贵。因为任何患者都知道，生命健康是无价的，花多少代价在生命健康面前都不值一提。看病贵是指相对贵，主要包括收费不透明、收费无竞争、物超所值等。比如，患者最不明白，为何正常交了住院费，还要接受暗示给医生送红包，红包为什么不能公开呢？患者也不明白，为何医生经常要我自己到外面购买药品、医疗器械，而这些往往不能进医保只能自费？患者也经常盯着收费单自忖，这到底是些什么收费项目，医生有没有宰我？

所谓看病难，也并不是指看病等候时间长。众所周知，国外预约时间可能更长，看病难主要是指看病体验差，找到心仪的医生难，危急难患者就医难。在我国，看病如同逛菜市场，焦躁情绪弥漫大厅、弥漫诊所，一入医院深似海。

有了这么多的看病贵、看病难，即使医生个别服务好，也难免在焦躁情绪下产生冲突。

但医生自由执业下，上述困惑将迎刃而解。为何？

比如，看病贵。自由执业下，各医生之间是充分竞争的，这种竞争既包括技术上的竞争，也包括价格上的竞争。在自由竞争下，不同的技术产生不同的价格，都是充分公开的。你看病值多少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市场说了算。在这种情形下，你即使出的是天价，患者也会认为你是值得的，大不了不找你看，找别人看。因收费贵而产生不满并引起冲突，几乎不大可能。

同时，医生自由执业也能倒逼现有医疗改革的几大痼疾。

比如红包，在自由执业下，看病收入即直接成为医生的收入，医生哪有必要再收取红包？红包就是医生的诊金嘛。有谁听说自由执业的律师收当事人的红包呢？给红包，不就是直接给律师费么？

比如，医药分家。自由执业下，医生哪有精力再去开个药房，赚取那点药品回扣或利润？药品只能交给专业药房经营。即使大医院有财力、精力，可以自己开药房，但在自由执业的大背景下，在专业药房遍布的情形下，大医院的药房也难以与专业药房竞争，只能靠技术挣钱而不能靠药品挣钱。再有，公立医院不能一统天下时，药厂无需仰仗公立医院鼻息，药品招投标、药品寻租、药品回扣等等，都没有空间。如此，自由执业，必然倒逼医药分家。喊了那么多年的医药分家，如果不能破除公立医院的垄断，如何分家？

再比如，医疗责任保险。自由执业下，面对无法预见的医疗过失风险、巨额医疗责任赔偿，各个自由执业的医生只能自己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在数百万医生自愿、自由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情形下，哪里需要政府强行在各大公立医院推销吃力而不讨好的医疗责任强制险、医疗责任商业险？

再比如，加大医院投入、提高医生收入。自由执业下，医生自由投资建诊所、找资金办医院，哪里需要国家再将钱投到公立医院这一无底洞？现在许多公立医院医生呼吁要增加医院投入以便提高医生收入，可是这些医生有没有想过，在公立医院巨无霸下，即使医院增加投入，可曾为医生多分一杯羹？

在自由执业下，国家的责任是增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投入，而不是直接增加医院的投入。国家将投入增加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患者看病不花钱、少花钱，医生不直接收患者钱，当医患双方无需面对金钱焦虑时，医患冲突自然会减少。

最后，关于看病难。正如前面分析，看病难，难在缺乏足够的社区医疗、足够的转诊制度。如果医生自由执业，还有这个问题么？自由执业，意味着医生可以在市场原则下，将诊所开在小区、开在马路，开在人群最需要的地方，甚至患者不用出门，自由执业的医生便提供上门服务（私人医生是也），哪里还有看病难的问题，如有，也是因为你非要找到口碑好、工作忙的医生，他实在没有时间接受你的预约，那是难了。

因此，自由执业下，可能倒逼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如此，因看病难、看病贵而引起经济根源性医患冲突，可以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