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夏强教授异常忙碌，手术连台甚至彻夜走不出医院大门。逐年递增的手术量正让仁济医院成为国内最大肝移植中心，在夏强的手术台上，病人绝处逢生的故事很多，但即便如此，见到记者时他依然神情凝重，“肝源太紧张了！”他担心，患者迟迟等不到肝源将错失治疗机会。  　　 

对健康人动刀，更不允许失败 

　　烧卖、炒面、白粥，夏强的早餐总是吃得很饱，因为一旦走进手术室，他不知何时能出来。8月15日这天对他来说又是一场硬仗——3个肝移植手术连台。 

　　早晨8点，第一台手术是亲属间活体肝移植。40多岁的哥哥肝硬化合并小肿瘤，弟弟决定捐肝救兄，根据医学评估，夏强和他的团队将从弟弟身上切下60%的肝种到哥哥体内。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唯一可再生的实质性器官。正常人只需30%-35%的肝脏即可完全承担它的生理功能。不过，活体肝移植技术要求极高，目前国内从事活体肝移植的医院仅30多家。 

　　“相对尸肝，活体肝移植只能实现半肝移植，很多血管接口就不是原来的口径，甚至还会出现许多分支接口，医生要巧妙设计血管和胆管的吻合方案。”夏强称，为保证肝脏活力，医生不可以通过传统控制肝脏血供的方法来控制出血，而肝内又血管密布，因而要求手术操作极其精细。目前，仁济活体供肝手术的出血量已控制在200毫升左右。 

　　一台活体肝移植手术相当于两台手术，一个取肝手术，一个植肝手术，术前医生要精确评估供受双方对肝的需求量，切得过多，健康供肝者会出现肝衰竭，甚至死亡；切少了，受肝者会患上小肝综合征，手术即告失败。夏强说，种种难度令活体肝移植成为外科领域技术要求和挑战最大的手术之一。  　　 

父母捐肝救子多，不愿接受孩子捐献 

　　按原计划，那天夏强要给一名8个月大的男婴实行亲属活体肝移植手术。男婴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由于胆道发育异常，胆汁无法流出，结果淤胆就造成肝硬化、腹水、黄疸。 

　　这是儿童肝移植手术中最常见的病种，需尽快肝移植。遗憾的是，这名男婴在术前两天出现感冒症状，手术时间只能延后。 

　　临时的变动令这个家庭陷入焦虑，尤其是孩子母亲：“宝宝全身蜡黄蜡黄，我担心他再拖下去没得救了。”这个母亲抱着孩子四处就诊，全家生计仅靠丈夫外出打工，为保障丈夫的劳动力，她决定捐肝救子。 

　　“我们收治的患者家庭大多因病致贫，患儿90%或多或少获得一些救助。”夏强的印象中，早年，亲属活体移植是成人多，后来儿童接受者越来越多，在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平均年龄为9个月。 

　　一方面，这是因为儿童肝源更少。但夏强也注意到，亲体移植中大人给小孩捐献的案例多，小辈给长辈则少些。“并非说小辈不愿捐，我们曾遇到过女儿捐肝救爸爸的，但更多情况是长辈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孩子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等不到肝源，80%患儿将活不过2岁 

　　仁济医院自2004年成立肝移植中心至今，已完成近1500例手术。其中，亲属活体肝移植占300多例。“如果供肝足够，我们不会启动活体肝移植，毕竟需要健康捐献者承受手术风险。”夏强强调。 

　　据悉，医院对待每一例活体肝移植手术都十分慎重。首先，要对供受双方做医学评价，看是否适合肝移植手术；其次，备齐法律文件，包括供受双方的亲属关系证明，供方的知情同意书等，防止非法买卖器官；此后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再报卫生局备案，核准后方可手术。 

　　有不少家庭由于父母都无法配型，只好苦等肝源。目前，捐肝需符合的条件包括：捐肝者身体健康，血型与受者相符或相容，比如O型可以捐给所有血型，AB型可以接受所有血型等。如果儿童患者没有亲属捐肝，就需要等待相同年龄的供肝，或与另外一个成人共享一个成年供肝，医学上将此类手术称为劈离式肝移植。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在仁济医院就有两大房间苦等肝源的患儿，全国60%等待肝移植的胆道闭锁患儿集中在此。因为手术量巨大，各地一旦有肝源往往会通知仁济肝移植中心。为此，这里的医生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准备外出取供体。一名取肝脏供体的医生3个月飞行了6万公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人还没出机场，又要转机飞往别地。 

　　即便这样，依然有很多人迟迟等不到肝源。就在过去两年，在仁济医院等待肝移植的病人中只有30%接受了肝移植手术，70%的患者在等待中死亡或失去了手术机会；最终接受手术的患者，平均等待时间是2个多月。 

　　“今后等待时间可能更长。”夏强预计，随着手术技术成熟，全国符合条件的患者会增多，对肝源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在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仅小儿胆道闭锁这种疾病，已完成活体肝移植和劈离式肝移植手术170余例，手术成功率超过95%，最长已存活7年。而现在病房还有35个患儿在等待中，如果没有肝移植手术，80%的患儿将活不过2岁。 

　　“国家正积极推动器官捐献，希望能有更多器官去挽救更多病人。”夏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