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强调“中年修理”。

　　张氏说：“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可见，张氏十分强调中年保健，并尤重自身保健，他提出：“所衰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至于养生的具体做法，张氏重视元气的养护，而胃气的充盛又是养护元气的先决条件。所以张氏说：“求复之道，其道何居，在天在人，总在元气。元气无伤，何虞衰败；元气既损，贵在复之而已。”又云：“脾胃为水谷之海，得时天之气也……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后天培养之力，则补天之功亦可居其强半。”

　　第五，重视房事保健与优生。

　　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于讲到夫妇子嗣和家庭关系时，提出“阴阳之道，合则聚，不合则离；合则成，不合则败”，“合与不合，机有十焉，使能得之，权在我矣”的结论。其中的十机较马王堆出土的古医书中的“合男女必有则”要完善深刻得多。具体他说，他认为夫妇性生活之能否和谐及子嗣之有无，常与男女合机的迟速、畏机的强弱、会机的远近、生机的盈虚、气机的劳逸、情机的怀抱和阳机的两火有关，与女方动机的阖辟、时机的童稚相联系；且亦与男方失机的喑产多所影响。由此可见，夫妇的性和谐与否与男女双方的体质、情欲、动作、生活密切相关（十机中占有七机），而不能断然地将两性生活的失调或无孕育归咎于男或女的某一方。

　　张景岳以中医的脏象形质理论为指导，进而总结了从优生学观点出发的择偶标准。如他在《妇人规·基址》中提出：“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处之部位也；耳小轮薄者不堪，此肾气之外候也；声细而不振者不堪，形体薄弱者不堪，此藏蓄之宫城也；饮食纤细者不堪，此仓库血海之源也；发焦齿豁者不堪，肝亏血而肾亏精也；睛露臀削者不堪，藏不藏而后无后也；颜色娇艳者不堪，与其华者去其华也；肉肥胜骨者不堪，子宫隘而肾气础也；袅娜柔脆、筋不束骨者不堪，阳不胜阴必多肝脾之滞逆也；脉见紧数弦涩者不堪，必真阴亏弱经候不调而生气杳然者也。”在讨论影响优生的饮食方面，古人多有宜忌等清规戒律，而张景岳则着重指出：“凡饮食之类，则人之脏气各有所宜，似不必过为均执，唯酒多者为不宜。”由此可见，关于妊娠饮食宜忌，张景岳通过实际观察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两个论点：其一是饮食各自于有关脏气的充盛，故进食不必过于均执；其二是忌酒，因为他认为“酒性淫热，非唯乱性，并且乱精……精不充实，则胎元不固”。

    第六，提出身心关系理论。

　　张景岳非常重视身心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神明元气论，神明出于阴阳论，心主神明论，神形统一论和个性先天禀赋论。如他认为，精神从本质上说是元气。他说：“夫神气者元气也，元气完固，由精神昌盛。”坚决反对把精神现象神秘化，为理解七情损伤和它的发病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身心关系上，张氏坚决反对心身二元论，主张形神统一说，神离不开形，神是形的作用，“神自形生”，神支配着形，失去了神，形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张氏还把七情损伤与疾病的关系看作双向性影响，应为因果关系。七情损伤可以致病，疾病也可以导致七情损伤。例如惊就有二证，“有因病而惊者，有因惊而病者”。精神变化视具体条件不同，有时看作疾病引起的症状，有时又看作造成疾病的原因。从动态变化过程中考虑二者的相互作用，这就考虑到身心关系的复杂性，为分析精神因素变化的实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此外，张氏根据当时的社会特点提出，不良嗜好的形成和功名利禄的追逐是引起情感振动的主要因素。例如有人对酒“耽而不节”，有人“情怀郁结，或相思之失心，或郁结之尽病”，对于七情损伤，他认为不能“全侍药饵”，“尤当以持心为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氏非常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及心理健康在预防中的作用。他强调养神是预防疾病的首要环节，在具体的养神方法上，主张要善于自我调节，行动中节，而不可使之过，放纵情欲。

　　由上可知，张介宾的养生思想是很丰富的，究其原因，皆源于张氏对于祖国医学理论的博大精深和对于临床实践的深厚功底，以及对于中医养生学理论的积极探索。此外，张介宾尽力运用多学科知识于医学研究，明确地提出了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的必要性，如《景岳全书》开宗明义第一语便是“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五十岁那年，专作《医易义》详论了皙学对医学的指导意义，介绍了自己将论哲理的《易》与医学结合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