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乘客金波晕倒在北京地铁站台上不幸身亡之后，有关中国社会急救体系的讨论又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

　　在金波生前担任副主编的天涯论坛上，不乏“一个普通急诊医生的真心话”这样的话题。但这一次，引发讨论的是他本人的猝死。

　　6月29日晚，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上，正在回家路上的金波倒在地铁屏蔽门前的人流中。他得到了陌生人的急救，但没能苏醒。

　　身为一位在网络空间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的父亲，金波之死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其实，公共场所发生心脏骤停的病例屡见不鲜。几乎每一起此类事件之后，都能听到急诊科医生发出的零星呼吁，包括对倒地者及时实施高质量的心肺复苏，以及为公共场所配备救命的电除颤设备。如果在呼啸的救护车到来之前得到有效急救，一些停跳的心脏完全可以复苏。

　　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应该能够“推动社会急救体系的一点进步”，拥有28万名微博粉丝的广州医生王西富在他的微博账号“急诊夜鹰”中指出。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位医生看到的，是悲剧的一再重演。

　　如果只是等待，等救护车等于等死

　　地铁站里，双腿并拢、蜷缩一团、左手捂着心脏部位的金波，得到了多位陌生乘客的施救。

　　两名年轻的女乘客跪下来，轮流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一名讲英语的外国姑娘主动上前，双手叠在他的胸前，开始了有规律的连续按压，尝试做心肺复苏（CPR）。

　　此时，站内工作人员一边疏散乘客，一边拨打急救电话。

　　王西富根据现场录像挑出的瑕疵包括：从急救过程来看，施救者很多时间花费在犹豫、商量及人工呼吸上，胸外按压用时很短，只持续了55次。在场地铁公司员工没有直接参与施救。很显然，地铁站里没有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他为此撰写的有关分析文章流传甚广，强调此事“折射北京地铁急救系统性缺失”。　　　

　　等到金波被送到距离地铁站约一公里外的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发现，他已没有生命体征，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王西富形容，当时患者的心脏就像是一个失去控制、混乱颤动的泵，只能实现正常心脏跳动25%~30%的血液吞吐，但是，施以得当的心肺复苏，一直坚持到救护车到来，就会有一线的希望。

　　11年来，王西富见过这样的场景：屏幕上不规则锯齿形纹理的波形渐渐变得规则，一条生命被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但更多的时候，他遭遇的是这样的情形：那条揪着他的心的不规则波形线，缓缓变成一条直线，生命就这样告别。

　　王西富和护士轮流不间歇地按压着患者的胸膛，有时一按就是40多分钟。上千下的5厘米深度按压后，他的手不停地发抖。

　　而这位就职于一家三甲医院、经验丰富的医生，从没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他赶到现场，有人正在给心脏骤停者实施正确的心肺复苏。

　　针对心脏骤停者，曾有人提出“紧急白金十分钟”的概念。但在他看来，十分钟是个太奢侈的概念。

　　“心脏骤停后，每晚一分钟生还率降低10%，10分钟以后生还率还剩多少？”

　　目前，多地对救护车到达现场所承诺的时间均不相同，美国和日本为7分钟左右，香港地区的承诺为12分钟左右，北京为15分钟左右。

　　可就算是再好的救护车，在与死神的赛跑中，也显得力不从心。

　　王西富坦言，绝大多数心脏骤停者都等不到救护车的到来。“只能靠自救和互救，等急救车相当于等死。”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2014》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预计为54.4万例。相当于每分钟约有1人发生心脏性猝死。

　　而日本急救医疗财团的《2010日本急救复苏指南》显示，在日本，由市民发现的心脏骤停患者，由急救队实行电击的情况下，一个月后的社会回归率是17.9%，而由市民实行电击的情况下是35.8%，是前者的两倍。

　　王西富对抢救金波的三位女子赞赏有加，“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抢救心脏骤停是一场遭遇战”。

　　拉斯维加斯赌场或许是心脏骤停者最安全的地方

　　地铁6号线，全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线路之一。在需要急救的时刻，金波却没有遇到能够实施心肺复苏的救星，也没有迎来任何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王西富指出，很多居民的急救知识都是错误的。他见过一个哭笑不得的场景：当他赶到病人家中时，其家人正在使劲儿掐着病人的人中，而病人因为心脏骤停已陷入昏迷状态。

　　今年，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肺复苏学专业委员会发起了“全国心肺复苏普及进亿家精准健康工程”。实施这项工程的背景是，我国面临心脏骤停患者院外CPR成功率低于1%、CPR技术的普及率低于1%、医务工作者向家庭成员传授CPR技术低于1%的“三低”窘境。

　　主办方提出，我国现有医务工作者及经过CPR专业培训人员近两千万名。通过普及工程，希望在两亿人中普及CPR，使其普及率5年后增长至15%~25%，“接近发达国家心肺复苏最低普及率”。

　　与之对照的是，法国CPR培训普及率为总人口的40%，德国为80%。美国仅接受过CPR技术培训的人数就超过7000万，将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作为院外心脏骤停者，要想最大程度生存下来，只能依赖于非专业急救。也就是身边的人急救。而高质量的CPR与尽早实施AED除颤，是挽救生命的最快办法。”王西富这样解释CPR与AED的重要性。

　　他把除颤比作夺回心脏“司令部”而实施的必要打击，而CPR只是为这项“打击”而做的准备。“用高级电流，‘嘭’一下子让所有的细胞都停下来，让‘司令部’重新夺回指挥权，让因失控而颤动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

　　2015年3月，一位中国医生因在美国成功救人而走红，当事人为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他在圣地亚哥海洋公园里路遇一位突发心脏骤停的老太太。当时，他立即对其实施了心肺复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的公园里配有AED，唐子人为患者做了胸外按压10分钟左右，就有人送来了仪器。

　　“唐医生的及时施救固然很重要，而最终现场复苏的成功更多取决于是否有自动体外除颤器可以使用。否则，唐医生无论多么努力地按压，患者存活的几率也很低。”王西富说。

　　在王西富眼中，对心脏骤停者而言，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居然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原因是“够快”。

　　在一掷千金的赌场里，输赢之间刺激太大，心脏骤停的事情时有发生。“遇到心脏骤停，黑衣保安大哥立马就成了急救医生，马上实施CPR加上AED。人醒过来后，直接送医院。那里心脏骤停的救活率，高达70％。”

　　据《中国红十字报》报道，中国目前公共场合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而美国AED目前社会保有量超过100万台。

　　另有报道称，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因为公众现场实施AED除颤救治的法律问题未能解决，最终放弃在世博园区内设置AED。

　　“根据国内的一些规定，AED仍仅限于医务人员使用。”王西富介绍，这有违AED作为公众除颤仪器被发明推广的初衷。

　　“AED的设计初衷其实是给普通人用的”，王西富说，AED在国内仍旧被定义为医疗器械，其产品注册表中需要注明，“该产品支持在院前或者院内使用，且只能由受过该设备操作培训并接受过基本生命支持和高级心脏支持培训的合格医务人员使用”。

　　从1995年起，美国就立法展开了“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计划，在公共场所安置AED，并鼓励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

　　美国国会公布的信息显示，该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公共除颤计划。对于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以及每5年发生过一次及以上的风险高发区，需要依法设置AED，并要明确标识。

　　一些国家还制定了针对见义勇为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根据这类法律，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对陌生人开展无偿救助而给对方造成民事损害，可免除法律责任——让见义勇为者无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