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用什么力量去制衡药价上涨的因素呢？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因素来呢？这是我们期待解决的。

    药价是个大话题，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论起来，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调查调研，设计方案；众多行政官员慷慨陈词，政策宣示，实施的打压措施更是一波连着一波。可惜经年之后，似乎依然如故。虽然有人不断宣称药品价格降了多许，公众却无从感受。

    药价为什么降不下来？细细琢磨，我忽然大悟，芸芸众生之中，除了直接要掏钱的百姓，凡是和这药沾边儿的恐怕没什么人希望降价格。

    先说制造商和配送商，他们的本质是商人，为商不图利？这事有点说不过去。再说医院和医生，按说公立医院不应该追求利润吧，可是医院运行也要有收入，也要有支出，收入不够支出的是亏损。当然，亏损可以政府补，但在许多地区政府还是吃饭财政，这补又是一个负担。即便政府补，公立医院收入降低，意味着财政压力增加，对地方长官，也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呢，即便不拿红包，也没有开低价药的积极性，开贵药，院里有收入，科里有奖金，自己也能分一份。何乐而不为呢？据说药品招标要依靠专家来打分，可惜专家和药价高低没有关系，那我们又怎能指望专家会推荐给我们低价药呢？

    药品还确实是一个特殊商品。使用药品的是患者，掏腰包的是患者，唯独对绝大多数患者而言，他们并没有使什么买什么的决定权。经济学上说这是信息不对称。医学是一门关于生命的精细科学，不可能人人都懂；所以，信息不对称是永恒的，久病成医，就是个戏谈，要不医学院招学生就直接在慢性病人中撮就行了。医学还是一门个体对个体的科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大体的标准化，个体的精细化，评价一个用药方案好不好，还真有些难度。我们找不到评价的可观测的标准，也找不到评价的可验证的标准，怎么评价？唯一期待减少费用支出的是患者，而患者剩下的就是捂紧腰包，静等挨宰。

    当然我们还有社会规范道德水准。中国的士大夫都有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的抱负，当了郎中，那叫悬壶济世。这种规范的要求不仅是道德水准的塑造，也是一种社会规则，是一种纳什均衡。做了好郎中，门庭若市，很受乡里爱戴，生活也丰衣足食；做不了好郎中，门可罗雀，不仅传世口碑无善言可陈，就是生活起居也未免如意。什么是好郎中，乡里乡亲，口碑相传，不仅医术要好，态度也要好，价钱也要好，人品也要好。

    现代社会缺少了这样的制衡，失去了传统带给我们的信息渠道，温情的面纱被赤裸的契约所替代。不仅是药品，整个医学服务都是一样，服务契约完全一边倒，信息完全不对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好医生、好医院、好企业家。问题在于到了现代社会，我们要追求的是制度设计和机制保障，而不是也不能是期盼依靠遇到好人来解决问题。盼个“青天大老爷”是旧戏文的梦，不能是新时代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这个好机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力量去制衡药价上涨的因素呢？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因素来呢？这是我们期待解决的。如果还在原有的框子里兜圈圈，那药品价格可真是沉疾难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