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大规模疾病的流行都会在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有的时候，它甚至能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

　　肆虐全球的甲型H1N1病毒再一次让人类领教了疾病带来的巨大杀伤力。这种杀伤力不仅体现在对健康的损害和对生命的剥夺——这只是疾病带来的最短期和显性的影响，实际上，每一场大规模疾病的流行都会在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有的时候，它甚至能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

　　加州河滨大学的名誉教授欧文·谢尔曼认为，有时候，改变人类命运的不是大人物、某次至关重要的战役或思想界激烈的论战，而是某种可怕的疾病。他在《改变历史的十二种疾病》一书中描述了细菌、病毒、寄生虫是如何席卷城镇，造成大规模死亡，击垮伟大的领袖和思想家，并在此之后改变了政治、卫生和经济状况。

　　在谢尔曼列举的十二种疾病中，马铃薯枯萎病在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这种植物疾病曾在19世纪中叶让整个爱尔兰的粮食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因为马铃薯一直以来就被爱尔兰人作为主食。谢尔曼说，其他的植物疾病在今天仍然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许多农业大国仅仅依靠种植某一种农作物作为举国的经济支柱，这样的话，一种单一的疾病就能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构成威胁。爱尔兰的饥荒使得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移民壮大了美国民主党势力，他们积极为工会的发展出谋划策，并且从很多方面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特征。

　　此外，谢尔曼指出，疾病对欧洲政治格局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西班牙皇室曾因为血友病的影响而使得皇位后继无人，这给大独裁者弗朗哥的上台提供了机会。俄国诺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也跟血友病有关系。沙皇患有血友病，无法长时间操劳政务，这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由此可见，疾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存在某种密切关系的。从一般经济学理论来说，健康作为一种商品，它不仅是一种影响生产的中间商品，而且还是一种直接影响效用的最终商品。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健康本身还是从健康派生性来说，健康或疾病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

　　衍生影响更为深远

　　就这次甲型H1N1病毒而言，它的流行正赶上世界经济深陷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的大背景下，有业内人士担心，疫情可能蔓延甚至演变成全球性的严重传染疫情，这可能导致本已因经济危机而遭受重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有人认为，如果疫情全面爆发的概率升高，进而引发贸易受阻，那么全球经济所需付出的代价可能高达数以万亿美元计。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估算，如果出现全球性的流感大爆发和传染，全球可能要付出30万亿美元成本，并造成全球的GDP减少近5%。

　　由此可见，与疾病衍生的损失相比，控制和治疗疾病所产生的费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艾滋病。以中国艾滋病人平均死亡年龄为35岁计算，以他们在发病后的存活时间平均为3个月到1年计算，一个艾滋病人对社会总的损失约为13万元。但是，这没有把艾滋病人早逝留下待抚养的艾滋孤儿教育生活费用计算在内，没有把艾滋病导致贫困人口增加、加大贫富差距的损失计算在内，没有把艾滋病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恐慌，对当地的社会形象和经济发展投下的间接阴影，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计算在内。

　　这种衍生的影响有的时候是长期而缓慢的，甚至可能出现某种极端情况，即，在短期内疾病反而可能带来经济的增长。

　　2002年，美国两位学者就1918年的流感对1920?1930年期间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了测算。他们的测算结果多少让人吃惊：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从长期来说，资本都是由储蓄形成的。如果全社会的人把当年收入都分光吃尽，就没有钱来投资，资本总量就永远无法增长。所以人均资本拥有量最终是由储蓄率决定的，储蓄率越高，最终的人均资本占有率就越高，生活水平就越好。在传染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存量没有受到破坏，人均资本占有量提高了，从而应该提高生活水平，并在过渡时期内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有学者对1980?1992年期间51个国家的艾滋病情况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艾滋病的影响根本测算不出来，这至少表明有关影响是很轻微的。然而，有学者对此结果表示怀疑，认为艾滋病的实际经济影响被显著低估了。他们认为：艾滋病会通过三个途径影响人力资本，从而妨碍经济增长：第一，它导致社会中最有生产力的青年人死亡；第二，它通过导致年轻父母的死亡，破坏了知识在家庭内传播的代际途径，并通过降低家庭收入减少了孩子获得教育的机会。同时孩子也很可能被传染，导致对其人力资本投资的进一步降低；第三，孩子教育状况的恶化将进一步影响其后代可以通过家庭获得的知识。

　　有些研究只考察了其短期影响，而很大疾病的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

　　疾病如何发挥威力

　　实际上，即便人们知道大规模疾病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等诸多原因，经济学家对于大规模传染病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机制仍然缺乏认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宇燕曾撰文指出，即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场合或某个历史时段找到健康与增长两者间关系的证据，但我们无法肯定究竟谁是原因谁是结果。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之一完全可以表现为健康状况的改善。不过，微观层次上得到的结论往往难以推及至宏观层次上。举例说，健康的个人在与其他人竞争高收入工作岗位时无疑更容易取胜，但当所有人的健康状况改善时，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一定必然随之提高。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中找出更反面例子也很容易。

　　麻省理工学院的戴隆·阿塞摩格鲁试图解释这一问题。2003年他与别人合写了一篇《历史中的疾病与发展》的论文，文中指出，只有当健康或疾病对制度选择产生影响时，疾病环境和健康条件才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够那样迅速成功地征服美洲？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源于欧洲的各种组织与制度？其研究表明，这并非凭借武力或智慧，而是靠西班牙拥有相对免疫力的天花等传染病。在整个美洲，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在欧洲人进攻之前，就已经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这些传染病杀死了约95％的美洲土著居民。由此，欧洲人迅速建立起了各种组织和制度，并依靠它们来对新大陆大肆掠夺。

　　如果美洲土著居民拥有某种免疫优势，并把致命的疾病传染给欧洲殖民者，那么整个美洲历史也就得重写，世界历史进程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美洲至少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还会维持上百年的传统，地理大发现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巨大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欧洲的金银财富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催生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就可能被大大推迟或胎死腹中，亚洲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就有可能率先步入资本主义轨道。

　　所以，戴隆·阿塞摩格鲁认为，疾病特别是突如其来的致命传染病的暴发，对制度形成的影响具有随机性，其途径是，它在特定的历史时点上和特定地域内，约束或刺激了制度选择的内容或方向。一个群体面临灭顶之灾时做出的集体选择，先是成为惯例，再固化为制度，之后在路径依赖的意义上影响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