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发生在美国的中国医闹事件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引起广泛关注。据新浪微博用户“小飞虫_v5”爆料：日前，一位国内过来的病人家属在美国某家医院的急诊撒野，医院随即报警。警察赶来后，病人家属企图用手去掐护士的脖子，被警察用枪托硬生生地砸断了胳膊，并强行带走。事件处理过程中，美国警察给出他两个选择：要不递解出境；要不被诉二级谋杀，在美坐牢。面对美国的法律，病人家属后悔万分。情急之下，他的爱人去找护士私了，警察得知后，又以“向受害人行贿”为由，将其逮捕。4天后，夫妻二人被遣返回国，护照上盖了“黑戳”，20年不能再次进美。他们的孩子继续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暂时由美国社工照顾，痊愈后送回国。后经证实，此事确是真事，但亲历者和爆料者不愿具体披露事件细节。 　　

抛开病人家属的素质不谈，单就中美处理医闹的不同方式，就值得国人好好思考。一些网友呼吁，在遵循法制的前提下，我国医院、医护、警察在面对医闹时也应拿出强硬态度，不能一再地调解、维稳，任由医闹愈演愈烈。美国强硬对付医闹的做法和经验，很多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法律严惩暴力伤医 　　

和我国相比，美国医闹、伤医事件相对较少，一旦发生便会成为重大新闻。今年1月20日上午，44岁的美国心脏病学专家迈克•大卫森在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被一名55岁的男子连开两枪射杀，枪手随后饮弹自尽。调查发现，2011年，枪手帕射里的父亲曾短暂住院，去世后留下大额账单；2014年，其母又因术后并发症离世，给她看病的正是迈克。父母纷纷离去让帕射里彻底崩溃，这才闯入医院射杀医生。 　　

悲剧发生后，美国社会除了关注医疗体制可能存在的问题外，还就如何保护医护安全进行了讨论。最终一些医院达成共识：为避免类似惨案再次发生，医院应加强安保措施，并对医务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教会他们如何识别危险、躲避伤害、有效自卫。

不过，美国相关调查指出，近年来，美国医闹、伤医事件的发生率也在逐渐上涨，值得警惕。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2.6万起在工作场合发生的重伤中，近75%发生在医疗和社工领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今年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从2012到2014年，医护遇袭事件增加，护士遭遇的暴力伤害增长了1倍。 　　

美国医生处理医闹事件一般“先软后硬”。如能判断病人出于病情原因或服药影响，在头脑不清醒的状态下伤医，医护一般不会轻易报警，只会试图远离。出于对病人的尊重，他们往往选择默默忍耐和增加医患沟通，继续提供治疗。若发生明确的医疗纠纷，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医患双方一般都会找律师，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医生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患者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一旦出现医疗事故，由双方保险公司出面解决，这样就能减少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即使这样，医闹、伤医事件仍不能绝对避免，医患之间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医院便会报警，警察会在第一时间制住并带走袭击者。如医生受伤严重，向法院申请索赔，伤人一方将面临巨额赔偿金，有些还会被判多年监禁。

各方处置不力，放任恶果发生 　　

相比美国，我国医患矛盾更为突出。本月15日，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医生宁方刚就被一位患者家属辱骂追打，直至发生“互殴”，被对方咬致小拇指骨折。事后，宁方刚在网络上发文指出，互殴前，这位患者家属已经辱骂过总值班和护士，“悲哀的是，如果不是和我互殴，他根本无需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任何代价”。 　　

类似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今年3月，由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析完成的一项研究，对中国2003～2013年期间发生的101个严重伤医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指出，我国医护被杀数据正翻倍增长，三甲医院饱受医疗暴力之苦，急诊发生暴力袭医事件的频率最高，主任医师成为暴力袭医的主要目标；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流程不满意、病人常有不切实际的医疗期待、患者不信任医生，成为诱发医患冲突的三个主要原因。 　　

然而，面对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医闹，相比美国的做法，我国医院、医务人员往往表现得比较软弱，医护被逼下跪道歉、抱尸示众等事件，不时上演。对此，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这种软弱最本质的体现在于，政府对医护人员保护不利，没有对医闹和暴力伤医者给予逮捕和重罚。目前，和火车站、飞机场等公共场所不同，医院常被视为“私人场所”，遭遇医闹即使报警，警方也往往先让医院内部解决，解决不了警方才会介入，出警严重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恶果的发生。 　　

不过，庄一强补充说，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针对严重医闹可以运用刑法武器，追究医闹为首者和参与者的刑事责任，对首要分子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参与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此举不仅为医生执业提供了基本安全保障，还给患者就诊划出了一道法治高压线，为潜在医闹者敲响了警钟。”不过，庄一强认为，法律还需不断完善，比如我国医闹入刑的前提是“对医务人员造成伤害”，简单说就是要把医生打伤或打死，造成严重后果才行，而在美国，只要有伤医的企图就可能入刑。

“除了学习美国处理医闹时比较强硬的手腕，还有一些观念值得我国借鉴。”庄一强指出，首先是尊重生命，美国人认为医疗资源是社会公共资源，如因个人原因攻击医务人员，致其不能救治其他病人，就等于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其次是信任医生，美国民众普遍信任医生，而在我国，很多百姓觉得没有熟人、不给红包，医生便不会尽力救治，一旦遇到不好的结果，就容易把怨气撒到医生身上，发生极端行为；再次是宣传健康的生命观，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很多时候医生也是爱莫能助，患者不要迁怒于人。

医闹不在“治”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岳认为，医闹、伤医事件重点在“防”，而不是“治”。如果这个平衡把握不好，无论软弱，还是强硬，效果都是甚微。 　　

王岳指出，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也曾出现严重的医患冲突，但却很快扭转，靠的是两项措施：一是全民健保，二是树立病人至上的诊疗理念。而当下，我国医保政策还有待完善，很多医院存在逐利动机太强、服务理念太差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不能改，而是既得利益者不想改。” 　　

因此，王岳呼吁，从根源上解决医闹问题，首先，医院应将“一切向钱看”转变为“以人为本”，实行收支两条线互不交叉，即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将收入全部上缴政府，支出全部由政府下拨。这样一来，医生看病不和收入挂钩，医疗活动的公益性得到有力保证，医患关系也将大大改善。其次，医生要关注病人的感受，从“看病”转变为“看人”。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变成了“学习型病人”，他们希望与医生共同参与临床决定。除了信任，医患关系更重要的一块基石是达成知识的分享、认知的共识。再次，王岳建议，应对医闹问题，我国亟需实行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第三方调解制度。在医疗纠纷发生之初，引入中立调解员、医疗专家等进行调解，引导双方理性协商，达成调解协议，从而经济、便捷地化解纠纷。“未来政府部门可能设立全额财政拨款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二是设立医疗意外保险。医疗行业存在先天的高风险性，发生医疗事故后谁来赔偿，现在还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