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苏州市民李先生刚出生31天的女儿因呛奶造成窒息。他两次拨打急救电话,先后两辆救护车都不愿意送孩子去医院。急救人员给出的理由是孩子太小,急救车上的抢救设备都是针对成年人的,一旦孩子出现意外,他们在技术上没有处理能力。
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护人员的劝说下,第二辆救护车终于答应接送他们去苏大附属儿童医院园区总院。不过,“120”也提出一个要求,即孩子由李先生抱着,他们只负责接送。
这一遭遇并非个例。李先生介绍,女儿入院治疗后,他和其他患儿家长进行了沟通,发现“至少有10位家长表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记者从事发地所在的苏州市急救中心了解到,目前该市共有2辆正规的新生儿专用救护车,一辆在苏州市母子保健中心,一辆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苏省的新生儿专用救护车估计不足10辆,而江苏省每年的新生儿约有100万名。这些新生儿专用救护车平时使用率很高,一般用来在医疗机构间进行新生儿转运。
缺医生少设备,转运风险确实高
苏州这场“拒救小小娃风波”,将儿童急救难的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据了解,绝大部分城市没有专职儿科急救医生。儿童急救医学专家、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医疗院长宋国维曾在儿童专科医院急诊一线工作,遇到过不少急救医生对婴儿供氧基本操作不熟悉、急救人员对儿童进行复苏时操作不当的情况。他认为,如果儿科医生配合参与危重患儿的院前急救,就可以提升救治水平。某三级医院曾在一名产妇的产前检查中查出胎儿内脏外翻,但该院没有救治能力,通过与急救中心协作,孩子一出生就立刻在儿科医生的陪同下转运到儿童专科医院,最终得到有效救治。
“由于急救车上儿科专业设备匮乏,很多时候不得不由家长抱着孩子、捏着气囊就转院了,这无形中带来了很大风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中心主任齐宇洁说,曾有一家医院接转过一对双胞胎患儿,因急救车上只配备了一个氧气袋,途中两个孩子不得不轮流吸氧。后续治疗中,一名患儿脑白质功能氧化,尽管医疗事故鉴定结果为宫内缺氧导致,但是家长还是以急救转运时缺氧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急救转运途中的高风险,新生儿急救如履薄冰。”
“合伙转运”寻找出路
宋国维介绍,儿童急救转运在不同城市有不同模式。在长沙和上海,儿童医院专门配备急救车,面向社会服务;广州和北京则采取儿童专科医院与急救中心合作的转运方式。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说,2012年年底,北京急救中心与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建立了北京急救中心重症新生儿转运中心。北京急救中心负责提供救护车、常规车载医疗设备,选派急救车驾驶员及院前急救医生,北京儿童医院负责配置新生儿专用车载医疗设备及抢救治疗药品,选配新生儿专业医生、护士,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生儿急救转运服务。
“但是我们并没有进行广泛宣传。”齐宇洁说,北京儿童医院仅有一套婴幼儿急救转运设备,使用非常紧俏,如果敞开服务“肯定转运不过来”。今年上半年,两家单位共合作转运救治了40多名新生儿,以心肺功能衰竭的早产儿为主。
刘红梅说,儿童急救完全依靠专科医院并不现实,比如儿童急腹症、高热惊厥、误吸入气道造成堵塞等,可以通过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生完成第一现场的抢救。急救部门可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针对特殊人群发病情况进行急救培训,要求急救医生达到救治技能全覆盖。“政府部门也应加大对新生儿急救设备的投入力度,配备专业的新生儿及低龄婴幼儿专用抢救设备。”
刘红梅还建议,新生儿急救转运应关口前移,产前评估时确定的早产儿,由医生提前进产房救治,保证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不至于造成进一步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