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会主席格荣·汉森(Goran Hansson)

　　10月4日，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宣布，将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生理学家爱德华兹，以表彰他在体外授精技术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试管婴儿”过了而立之年，终于得到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表彰。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授予这个具有一定伦理争议的项目，它又体现了怎样的科学发展趋势，评选的标准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走进了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对评委会主席格荣·汉森(Goran Hansson)进行了专访。

　　本届诺奖 临床项目需要长期观察

　　新京报：试管婴儿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今年才给颁奖。不觉得迟了一点吗？

　　格荣：不迟。它的确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做出来了，第一个试管婴儿是1978年出生的。我们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肯定它，是因为我们必须观察试管婴儿出生后后续研究的情况，要确定他们健康、没有基因缺陷。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孩子都很健康，一些人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没有发生基因被破坏的情况。对这个案例来说，这么长时间的检验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参与首例试管婴儿工作的一位科学家早已去世，与诺奖失之交臂，此类情况在此前的评选中也出现过。获奖的爱德华兹也已经是风烛残年。在评选时，你们会考虑候选人的年龄吗？

　　格荣：诺贝尔奖并非只授予老人。去年获奖的卡罗尔只有40多岁，沃森发现DNA结构的时候也很年轻，只有33岁。诺奖医学奖不是奖励终身成就，而是给予实现了重大发现的科学家。所以，评委在评选的时候不会考虑候选人的年龄，只看成就。当然有的时候，研究需要多年来确认，尤其是医学领域，在临床治疗结果方面需要很长时间的评估。今年的例子就特别突出。

　　新京报：今年的结果公布后，引起了一些反对。这么晚才为试管婴儿授奖，是否也是出于医学伦理方面的考虑？

　　格荣：关于试管婴儿的争议的讨论，我觉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了，爱德华兹教授就是发起试管婴儿伦理讨论的人之一。这些讨论很重要，但现在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经被明确解决了。尽管有些人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但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可这个结果。

　　发展趋势 我们不关注媒体的猜测

　　新京报：有人认为，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近些年来更倾向于奖励实用性的成就，而非基础研究。

　　格荣：两方面都奖励。这个奖的全名叫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生理学这儿指的是生命科学，所以我们既看基础的生命科学领域，也看医学领域，同时也要看所有一切这两端之内的领域。两方面的科学家都在抱怨，生命科学界认为我们给医学界颁了太多的奖，临床医学界则认为我们给基础科学的奖太多了。两方面都同样不高兴，所以我想我们工作做得还不错。

　　新京报：如果在基础科学上有所突破，很容易得到承认，而和实际应用相关的则可能需要很多年观察才能看出结果，所以前者会比后者更容易获奖？

　　格荣：就临床发现而言，当然需要很长时间来评估研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在基础生命科学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我想两个领域的人要获奖都非常难。

　　新京报：是否有一些现在热门的领域更容易被评委考虑？

　　格荣：一个领域有多发达，这不是我们评估的标准。只有当一个新的发现改变了那个领域，影响了我们对生命的认识，这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有些媒体和机构每年都会猜测今年诺奖会颁给哪个热门领域，那些讨论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新京报：但诺贝尔奖没法包含所有的学科领域，有的学科和推动者似乎就被诺贝尔奖排除在外了，比如在生态学领域的威尔森。

　　格荣：看看诺奖的历史，我们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科。生态学本身并不属于任何诺奖范畴。上世纪70年代，诺奖曾给了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洛伦兹和丁伯根。当然，如果要被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考虑，必须是和人类生物学和医学相关的工作，我没有听说过批评威尔森错过诺奖的，但我听说过其他人。一个例子就是罗萨琳·弗兰克林，她对DNA结构的发现做出了主要贡献，但在诺奖颁奖前五年去世了，没有机会获奖。

　　评选标准 我们只看科学本身

　　新京报：如今，研究更多是集体的智慧结果，而非个人的成就。但诺奖的名额依然只有三个，这会不会令授奖比以前更难？

　　格荣：的确。越来越多的大的团队研究出现，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很明确地辨别出个体的成就。但大团队科研将是未来可能要考虑的方面，或许我的后继者会遇到这方面的困难。但现在还没有。

　　新京报：医学研究和制药产业密切相关，评委和评选如何保持与产业的独立关系？

　　格荣：我从未听说任何制药产业试图游说评委。对于利益冲突，评委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排除任何可能的影响。对此，我们非常小心。候选人也可能是与产业合作的，但这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们不会考虑谁赚钱，谁不赚钱了。我们只看科学本身。

　　新京报：近三十年来，全球制药界都趋于市场化，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制药业为富人服务，却忽略了贫穷地区的疾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格荣：我们奖励基础的发现，这些研究可能会变成各种疾病的药物，所以我们不会去判断药物是给欧洲还是北美。但我同意你说的，在一些疾病如赤道疾病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所幸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努力，很多组织都在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希望它们中某一天会出现重要成就，或许未来某一天能得到诺贝尔奖。这方面过去的研究太少了，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出现，这是好事。

　　个人观点 我偏好DNA双螺旋

　　新京报：你觉得诺奖医学奖历史上做出了哪些错误或者遗漏的选择？

　　格荣：我们看看医学奖前半个世纪的历史，有着好几处被质疑的决定。20年代对癌症起因的研究可能是最受质疑的，因为没有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核实，他们下结论太快，应该等待更多的数据。1949年对间脑研究的奖励是另一次争议性的决定。

　　近些年来，质疑者往往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信息，要不就是不理解我们的评选标准。比如，我们奖励谁第一个做出了发现，而不是谁是首席的研究者。领导一项研究可能会让你有名，但并不一定给你带来诺奖。再如，我们不授予终身成就，只授予开创了一项重要研究的人，哪怕他们在获奖时可能没那么知名。当然有很多人会失望，但科学界有这么多杰出的科学家，我们没法给每个人都颁发诺奖。

　　新京报：中国有能力拿诺奖了吗？

　　格荣：我只能说，我知道中国在很多科学领域都有着强劲的发展，包括生命科学。我供职的机构中，也有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回去了。我也知道中国在新的实验室上投入了很多，事实上我自己的实验室就和中国的实验室有着合作。

　　我们的评选也和中国有着联系，向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出推荐邀请信，推荐中国科学家。我们联系全球各大洲的专业机构，接受推荐。如果南极洲出现了一个医学院，我们也会发出邀请信邀请推荐的。

　　新京报：回顾诺奖医学奖的历史，你个人觉得哪项发现是最重要的？

　　格荣：整个医学生理学奖的名单十分杰出，作为评委代表我没法单独指出哪位更杰出。但就个人而言，我最偏好的还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一些早期的发现如疫苗、胰岛素和抗生素我也觉得很重要，但就基础性研究方面，DNA结构的发现无疑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今年的物理学奖颁给了一位曾经获过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你怎么看那个奖？

　　格荣：能看到一个人获得两个奖这很棒，为什么不来点乐子呢？盖姆教授真是一个天才。

　　【人物名片】

　　格荣·汉森Goran Hansson

　　2009年开始任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评委会秘书长和发言人至今，对评选有一票投票权，并对外宣布得主名单。曾任该评委会主席3年之久，担任诺奖医学和生理学奖评委达12年之久。2007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同时，他是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一员。目前在卡洛琳斯卡医学院进行心血管医学研究并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