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秘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在论述溪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又如他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谷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谷白皮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