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天理灭人欲”的煌煌大旗之下，性教育一直不曾中断。从传授性知识的古代贵族子弟学校“辟雍”到“压箱底”、“嫁妆画”等民间风俗里隐喻的性教育;从民国时期最早在课堂里讲授性知识的鲁迅到依托大学开展性教育、进行性文化宣传的“文妖”张竞生……

　　幽幽暗暗、起起伏伏的传统文化里，在性的问题上，我们的先人或许不够坦率，但绝不落伍。

　　从“辟雍”里的贵族子弟性教育课程到“嫁妆画”里的民间传统性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性教育的记载始于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皇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规模的经学学术会议，并由班固将之整理编撰为《白虎通德论》。

　　《白虎通》记载，当时有一种叫“辟雍”的贵族子弟学校——除了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必须学习的各种技艺，性教育也是教育内容之一。 “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

　　在皇帝主持的高规格会议上讨论性问题，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西晋的晋惠帝司马衷，13岁时结婚。婚前，其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派出后宫才人谢玖入东宫，“言传身教”那时还是太子的司马衷。谢玖后来生下一子，当司马衷在父母宫中得知这是他的儿子时，他一脸茫然。北魏文成帝拓跋浚17岁结婚，但他13岁时便临幸宫女，14岁做了父亲。

　　《新唐书》中记载了唐太宗给其妹夫们上性教育课的趣事：唐太宗的妹妹丹阳公主下嫁给薛万彻，薛在房事上尤为愚钝。丹阳深以为耻，不和他同房。唐太宗设酒宴，把自己所有的妹夫都诏了过来，讲授性爱课程。十八位妹夫，济济一堂，性教育的场面不可谓不大，皇帝亲自讲授，且载入史书，对性知识所持态度，可谓开明。

　　在民间，性教育多用暗示的方法进行。有一种瓷器叫“压箱底”，揭开盖，内为男女交合塑像。人们平时把它置于箱底，秘不示人，当女儿出嫁前夕，母即以示女，启以夫妻之道。

　　中国的“嫁妆画”最早见于先秦墓葬中，实际上是一卷8张12张不同性爱方式的图画(后来发展为春宫画)。女儿出嫁时，父母以此画卷置嫁妆中，新婚夫妻把它铺在床上，“照猫画虎”接受启蒙。其实物的制作，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此外，有些春宫画、密宗佛像和民间歌谣，也起了性教育的作用。

　　性爱是中国人忌讳的话题，聪明的老祖宗就围绕性教育，想了很多办法，并沿袭下来，成为风俗。

　　结婚要“择日子”，由男方找风水先生，按男女双方的属相、生辰八字，掐算出结婚的良辰吉日。女方家里要是把日子退回来，大多是因为日子与女方的经期重合了，于是，男方家里就要另择日子。这次，择的日子肯定要推后或提前15天，恰好是女性的排卵期，新婚蜜月怀孕的概率极高，适合“早生贵子”。

　　闹洞房，现在看着是陋俗，但最初的功能是为了进行性教育。闹洞房时要新人做的各种亲密的、隐讳的，但指向性很明确的动作，其实就是一种暧昧的性教育。

　　经过宋明理学的禁锢和清代毁禁的厄运，禁欲与不洁更主导着中国人的性观念。因此，性教育问题也成为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人们不是采取鸵鸟政策，就是采取压制主义和隐讳主义。 “男女七岁不同席”(语出《礼记·内则》)主张男女授受不亲。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张竞生们的民国“性教育”先驱运动

　　民国时期，有两个人不信邪、不怕鬼，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竞生。

　　最早在课堂里讲授性知识的是鲁迅。1909 年8 月，二十九岁的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经好友许寿裳的介绍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他亲自编写生理学讲义《人生象》，课堂上，鲁迅传授了进化论知识，并应学生的要求，破例讲了生殖系统。

　　据夏尊在《我的同事鲁迅三两事》一文中回忆：“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

　　鲁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一边讲授性知识，一边在黑板上画出男女生殖器构造，这种图文并茂的教学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无独有偶，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于1918 年5 月15 日在《新青年》发表译作《贞操论》，从而引发了妇女问题关于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的讨论。从人类精神发展角度来认识、讨论性问题和妇女问题，正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思路。

　　“文妖”张竞生则走得更远。北大的讲坛上第一次响彻张竞生异端的声音，从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讨论性教育。

　　“说及性教育一问题，关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举凡关于生殖器的构造、交媾的方法、受孕的理由、避孕的常识以及生殖器病的防范及升级而为文艺的象征各问题，旁及教养婴儿的方法，应编成为三本教科书：一为初中用，二为高中用，三为大学用的课本。此外又须编些普通易晓的册子，使全社会的人皆对性有相当的知识。”

　　张竞生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十分赞同性教育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从初中起，应由训育主任庄重地解释给学生听，使他们知道生命的发展。“性譬如水，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

　　从1923 年9 月份起，张竞生以专题的形式，开始了性学的系列讲座。

　　在探讨“美的性育”时，张竞生不仅着眼于知识的传授，还侧重于方法的介绍，并从儿童、青年等几个层面加以详尽的论述。这就是张竞生苦心孤诣创造的一种“性话语模式”。

　　有英国学者认为，性事与国事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性话语在民国文化和教育中的突显是中国由封闭的专制的社会向现代的民主的社会转型的一种象征。

　　应该说，近现代以来，在理论层面上对性禁区发起冲击是在维新变法之后起步的，康有为、陆费逵、周建人、黄公觉、杨冠雄、陶行知、张伯苓、潘光旦、杨贤江等一大批教育界、心理学界人士先后发表文章，对性教育问题给予关注和讨论。而在实践层面上，除了鲁迅蜻蜓点水地做过尝试之外，真正依托大学开展性教育、进行性文化宣传的，张竞生是做得最早，也是最受诟病的一个。

　　周恩来的“性启蒙”：

　　“要在女孩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1963年2月22日，卫生部召开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1965年7月31日，在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多次有意在公开场合，大讲青春期教育。

　　前一次，周总理特地召集部分医务人员，明确提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让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正常发育。”“这是可以使他们终身获益不浅的事。要在女孩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后一次他讲，我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偶然听到一个外国人讲青春期知识，收获很大。要不然，遗精也不懂，手淫也不懂，女孩子月经也不懂。“性”在当时还是禁区，周恩来总理几次在公开场合开口来谈这件事，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打破性神秘，推动性教育，对青少年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

　　周恩来特意嘱咐他的医疗组组长、后来的两院院士吴阶平，帮助北京市教育局，组织编写生理卫生课本中有关青春期生理改变的章节。

　　1973年4月13日，周恩来又派吴阶平到北京市教育局了解性教育开展情况。吴阶平回去报告说，仅有的一本关于性知识的教科书，发给学生时，里面有关性器官的插图全被撕掉了。原因是一个男生手指着插图冲着女生嘿嘿傻笑，女生生气跑掉了。于是就有了撕掉全部插图的决定。周恩来总理明知道青春期教育这件事不那么容易打开局面，所以他说：“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不要因噎废食嘛!”

　　由于文革的影响，周恩来的嘱托直到1980年代才有了回应，中国当代的性教育，也在那个时期蹒跚起步。1982年，吴阶平编译的《性医学》出版，成为性学的破冰之作。同年，北京第十一中学在初一年级增设“青春期教育”课。

　　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官方对性教育的态度始终是羞涩的。“那个时候还不敢直接提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就成了性教育的代名词。”

　　从历史看，正是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恩来的多次关怀，给后来的性教育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