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个沉重的话题，是个悲伤的话题，但也是个人身心健康成长乃至社会向前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有关自杀，我们却还是认识得太少。特别在今年，各种自杀新闻频繁见诸报端，无论是频发的韩国明星自杀事件，还是国内官员自杀新闻，抑或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在今年，公众舆论都绕不开“自杀”二字。当公众的目光开始聚焦于“自杀”并为之担忧的时候，我们这个忌讳“自杀”话题的古老民族，的确需要好好地审视下“自杀”现象。

今年5月发生在深圳富士康的跳楼事件，让整个社会为之扼腕叹息，“传染性自杀”这个名词也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这个由媒体创造、炒热的概念在被大众广泛接受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它非专业性的一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张亚林教授介绍说“自杀”心理不像病毒细菌，可以在个体之间传染并表现出症状，这种自杀情绪，用“影响”二字来形容比“传染”更妥帖恰当。

如同“从来没有人会单单因为一件事就去自杀”（美国物质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自杀预防部首席公共健康顾问理查德?麦基翁语）一样，这种群发性自杀现象有着比个体自杀更为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其内在的发生根源更为令人捉摸不透。以富士康跳楼事件来说，我们可以将原因归结于这群年轻人的自身问题，在面对压力时冲动易燥；也可以将根源划分为经济原因，从闭塞落后的农村老家来到灯红酒绿的沿海城市，在巨大的落差面前，对未来的压抑情绪油然而生。当然，这其中还有社会转型发展所衍生的社会原因，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碰撞冲击的文化原因，或者还有更多不为我们所查知的特殊原因。但无论原因如何，自杀情绪的“影响”在整个事件中间起到了一种“心理推手”的作用。

降低自杀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个体的心理抗压能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或者是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个体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少看到人选择自杀。很多自杀案例从表象上看，是因为精神压力大，但是潜伏在表象之下的，却是个体面对精神压力的态度问题。在重压之下，选择求生态度还是求死态度，便成了自杀分歧路口的一个重要指示牌。

如同中医治病强调“治未病”一样，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推行心理素质教育课程，将自杀这个话题进行公开地探讨，为他们打上一剂“心理预防针”，对于提高他们对自杀现象的认识、防范自杀现象的发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对心理成长期的儿童进行自杀课程教育，在自杀高危人群中进行专业的心理干预，也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去年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数万同胞生命罹难，对于目睹了整个灾难过程的幸存者及参与救治工作的志愿者来说，他们的心理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地震平复之后，那些心理受伤者，即自杀高危人群中的一部分将有可能追随亡者，选择自杀这条不归路，形成灾后的“二次地震”。如何防范这种现象的出现，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地震发生后第三天，我院医学心理专家张亚林教授举行了一个“三讲”讲座，强调地震灾后心理防护与危机干预，他预言：对于幸存者来说，明年的5.12才将是一个真正的心理难关。对那些自杀高危人群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便成了参与救治工作的心理专业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内容。

汶川地震之后，心理干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与支持，由张亚林教授领衔组织的“十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的规范与示范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研究课题涵盖了心理从业人员的构成、专业素质、工作模式、服务对象及常用的干预方法及效果，包括自杀在内的心理干预问题将在研究中得出一套标准的、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技术流程和实施方案。

虽然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高，但自杀总数仍不容乐观，“十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的规范与示范研究”课题的出现，迈出了国家层面防范自杀的一大步，但我们知道，在防范自杀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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