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与城市化相关的病”。在第三届亚洲炎症性肠病学会（AOCC）年会上，作为AOCC的主席、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炎症性肠病诊治中心主任胡品津教授感叹，随着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炎症性肠病的病人正在迅速增加。

　　疯长的发病率：从罕见到常见，只用了不到20年  20年前，炎症性肠病（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几乎只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当时还作为主治医师的胡品津教授在国内临床上很少能见到重度的结肠炎、克罗恩病患者，临床经验也因此极为缺乏。真正遇到这样的病例也只能照着书本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但今天，炎症性肠病已并不罕见。据《肠胃病学》杂志2013年的研究显示，亚洲地区IBD的发病率已达到1.37例/100,000人。有数据显示，从1991年1月至2010年12月，20年间报道的中国IBD总病例数为342,924例。

　　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中西方国家在IBD的发病机理上是共通的。因此，胡品津教授认为，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寻找IBD的病因，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和治疗的机会。

　　难以治愈的绿色癌症：发病超过10年癌变风险高

　　在AOCC会议上，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是，IBD发病超过10年，癌变风险高。

　　胡品津教授感叹到，病情超过八年、十年、病变累及结肠的IBD患者迫切需要一个指南，告知什么人要定期进行肠镜检查，检查怎么做，发现癌变前期的不典型增生怎么处理等。

　　目前，西方国家生物制剂使用很广，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现实。“顽固性IBD病人用生物制剂治疗很可能控制住。但是人没有亡，家已经破了。所以对这种病人，我们要考虑自己的替代治疗方法。”胡教授说。

　　千变万化的临床表现：需要多学科联合诊疗 

　　作为终身疾病，IBD的临床表现千变万化，病程长且病情容易变化，不断出现各种合并症。同一种药物可能对这个病人有效，对其他病人无效，而同一个病人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种药物的反应也可能不一样，这也让IBD的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IBD的诊疗需要统筹多学科联合进行。在这方面，中山六院的IBD诊治中心树立了典范。胡教授表示，在诊断方面，中山六院消化内科的IBD团队作为诊治中心主体，其他科室接诊后也会先转到消化内科会诊评估。在治疗方面，消化内科和外科必须要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什么时候会诊，什么时候做外科手术，手术后怎么随访、防止复发等都是统一的过程。

　　此外，IBD诊治中心还将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服务。病人确诊后会拿到一个专病卡片，在专病门诊挂号不受时间和数量的控制，而且还会优先安排外地重病患者入院。病情稳定后，还会通过服务平台的专人指导他在家中用药、复查。

　　目前，广州、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等一线城市已经拥有较大较完整的IBD诊疗中心。但在很多其他省份，即使是当地三甲医院，特别是在基层医院，由于诊断水平有限，很多病人不能及时诊断恰当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