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乳腺癌的若干高危因素已有充分的文献记录。但是，对大多数患乳腺癌的妇女，不能确认具体的高危因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08年；Lacey等，2009年）。

乳腺癌家庭史会使风险增加一倍或两倍。有些突变，尤其是BRCA1, BRCA2和p53方面的，会产生很高的乳腺癌风险。但是，这些突变很少见，占乳腺癌总负担的比例很小。

与长期接触内源性雌激素相关的生殖因素，例如月经初潮早发、绝经期延迟、高龄初产等，是几种最重要的乳腺癌高危因素。外源性激素也会产生较高的乳腺癌风险。口服避孕药和激素替代疗法使用者比非使用者的风险更高。母乳喂养具有保护作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08年，Lacey等，2009年）。

Danaei等计算了各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不包括生殖因素）对乳腺癌总负担的影响（Danaei等，2005年）。他们的结论是，全世界所有乳腺癌死亡病例的21%可归咎于饮酒、体重过重和肥胖症以及缺乏身体活动。

这一比例在高收入国家中较高（27%），最重要的因素是体重过重和肥胖症。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归咎于这些高危因素的乳腺癌比例为18%，其中缺乏身体活动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0%）。

饮食的作用加上初产较晚、产次较少以及母乳喂养时间较短可部分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乳腺癌发病率方面的差异（Peto，2001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西方生活方式，是这些国家乳腺癌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