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要钱，就想看病”

　　郑身贵在临租房的茶几下面，认真地保存着一沓做工粗劣的稿纸，上面用黑色碳素笔清楚地记录着3年来老郑夫妻俩在职业病维权道路上的艰辛：从2007年11月9日老郑被江苏省疾控中心诊断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病”，到2010年11月8日江苏省高院正式受理“厂子因格列卫属于过度治疗不予报销”的案子。几乎每个月，老郑身上都有一个法律案件发生，或开始，或结束。

　　这沓稿纸是记者最近一次见到郑身贵时，记忆深刻的一件“陈列品”，时间定格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两天，地点是在离北京市道培医院不远的一间出租房里。这一天，老郑得知记者要上两会，激动地拉着记者准备“好好说道说道”。他的妻子张文红也放下手里的活儿，搬了把小板凳坐在记者对面。

　　郑身贵，安徽省滁州市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因为一封求助信，他成为本报2009年2月刊发的通讯《我的生命拖不起》中的主人公。一年多来，本报刊发的20余篇连续报道记录了老郑从患病、职业病鉴定、维权、求医到获助、手术、康复的艰辛历程。

　　当被问起在维权路上哪一点最难时，老郑沉思了很久，认真地答道，每一步都很难。

　　“我特别记得，当时到江阴市劳动局送材料，来回跑了4趟他们都说不合格。那时候，我的病很重啊，脾脏大得入了盆腔……”老郑告诉记者，从得病到现在，家里前前后后花了将近50万元，幸亏后来《健康报》有了大篇幅报道，卫生部派“国家队”下来调查，政府和厂子才给了些钱。但现在家里还欠医院和几个亲戚10万多元。“如果当时得病了就赶快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至少能省一半儿钱，老早吃药花的20多万元就能省下来……”坐在一旁的张文红小声说。

　　“我有时候就想，自己太幸运了，因为遇到了好人，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好几个工友还没等凑够诊断职业病的材料，人就没了。”老郑说得很无奈，“再过段时间，等病情稳定了，我就回去找厂子好好谈谈。我就想告诉他们，我不是想要钱，就是想看病！”说这话时，老郑一直摩挲着他第一天进厂时工长发给他的工资卡。接着他又清了清嗓子提高些音量说：“希望政府能有个部门帮着我们维权，不能再让那么多和我一样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在维权路上。”

　　防治职业病应未雨绸缪

　　当记者转述老郑的遭遇时，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听到一半就果断地表示，“我愿意为他代言”。

　　对于老郑所说的“每一步都很难”，盛昌黎深有感触。作为曾经主管科教文卫的副省长，盛昌黎很了解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维权的艰辛。这次她带来的提案，已经被民进中央准备作为党派提案报送，题目就是“关注职业病维权，保护农民工健康权益”。

　　盛昌黎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省的制鞋业非常发达，但企业的防范意识薄弱，导致那几年全省苯中毒的农民工职业病患者快速增加。当时作为连续两届的人大代表，她曾经连续3年提交相关建议案，为农民工职业病患者“站脚助威”。　　

　　盛昌黎说，今年她在提案中归纳出了六点解决方案，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加大对农民工意外伤害的保险力度，二是希望国家能将农民工职业病的治疗费用纳入新农合体系。

　　盛昌黎在提案中还明确提出，应规范职业病防治监管体系，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在职业病诊断中实施举证倒置原则，降低职业病诊断门槛；建立职业病危害监测点，实施预警机制；构筑职业病技术保障体系，保证有职业病发生可能的各个县（区）至少有1家以上职业病检查医疗机构；强化企业缴纳工伤保险的意识，或强制按营业额比例向企业征收职业病治疗基金等。　　

　　“我很赞同盛昌黎委员的意见，因为职业病患者从一迈进厂子到最终不幸被迫维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问题”，说这话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沈进进正在坐车前往探望老郑的路上。他告诉记者，他已经拟了一份建议案，特别强调要把职业卫生和职业危害防治情况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严惩相关部门的失职、渎职行为。

　　“职业病到了该‘治’的时候了，否则再过几年，职业病大暴发不亚于严重传染病。”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开表示，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防患于未然。“相信农民工的防护意识和维权意识都提高了，企业的防护水平也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提高。”

　　农工党中央则提出，应明确用人单位是职业病防治的第一责任人，有义务明示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政府应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充分发挥社会和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