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重华委员算了一笔账，除普药外，药品的回扣按医药行业的潜规则，是药品零售价的２０％－２５％，即使按１５％计算，全国一年也达４５０亿元之多。各种检查所用的耗材、试剂也是如此。她说，有专家估计，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费的医疗费用，全国总额应在１８００亿元－２０００亿元间，这中间回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必须正视回扣在医改中的极大负面效应。如不较好地解决回扣问题，看病贵难题就难以解决。”陈重华委员说。

    她认为，改变这一现象不是仅仅靠药品、耗材的招标就能解决，卫生部高值耗材的招标就是实证；也不是靠虎头蛇尾的反商业贿赂所能解决，这一点已由愈演愈烈的“回扣风”证实。根治这一顽疾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性措施。

    陈重华委员建议，首先要在法纪层面要持续有效地开展反商业贿赂行动，有必要严格按刑法规定，对受贿者、行贿者均应依法处理。只有严惩行贿者，才能从源头减少回扣的可能。

    其次，要强化卫生部的《处方管理办法》中关于“制定药品处方集”规定的执行力，以减少医生处方的随意裁量权，并配以主要药物以通用名处方等措施，来遏制药商统方的途径，从技术上减少回扣的可行性。

    她还建议，把政府补助与医药费用控制挂钩，督促医院加强内部管理，有效遏制回扣对医疗费用增长的负面效应。在分配方面，要严格工资总额管理。分配制度的改革，将使医院的可分配总额与业务收入无关，使医务人员在多劳多得前提下，在工资总额范围内获得自己应得的份额，从而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此外，陈重华委员建议，要多渠道足额补偿医疗机构。在遏制回扣、控制费用的情况下，医院的收入不可避免会减少，甚至会影响到医务人员的正常收入，这就需要给予医疗机构足够的补偿，医改的各项措施才能持续开展下去。

    “医疗收费项目提高的重点是挂号费、诊疗费、护理费、住院费等纯劳务收费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不易造成滥用，且挂号费的调整可起到分流患者的作用。”陈重华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