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关注和讨论都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和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实际上，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事件。

　　中西医论争步步升级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大行其道。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

　　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与谩骂之言日趋激烈。此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4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即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着名的“废止中医案”。

　　卫生会议通过“废止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反击，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予以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国民政府的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西医界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

　　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

　　同时，由于中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