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良夫告诉我,独居在东京的婆母今天给他打了电话,说明天就要进医院动手术了。老公一脸的愧疚... |
老公良夫告诉我,独居在东京的婆母今天给他打了电话,说明天就要进医院动手术了。老公一脸的愧疚,已70高龄的婆母膝下只有良夫一个孩子,在她最需要亲人安慰的时候,做儿子的却不能陪伴在老人的身边,这总是人生的一大缺憾。我知道婆母是因为怕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才迟迟不愿意将她的病情告诉我们。
我的日本婆母名叫铃木练子,是一个热爱中国,也热爱自己中国丈夫的日本女人。年轻时,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一个中国穷留学生,并跟随他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尽管十年浩劫让她和家人受尽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苦难,但坚强的意志却让她成为全家的精神支柱。她用自己的瘦弱的身躯为家人抵挡黑风的侵袭,并鼓励牢房里的丈夫看到黑暗背后的光明。
我是在老公对那个疯狂年代的描绘中认识我的婆母的,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着这样的传奇经历的她,竟然是那样温柔和蔼、善解人意的老人。初次见面时,对着这个不同国籍、不同生活背景的婆婆,我多少有些紧张,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才能让她满意和高兴。面前的她头发花白,背已经有点驼,但她高兴的样子却像个孩子。她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真是个可爱漂亮的孩子!”在她的眼里,我仿佛看到了儿时母亲呼唤我时的眼神。
我送给婆母的礼物是一盒重庆点心,尽管她患有牙病,还是一连吃了两块,而且一边夸着点心的香甜,一边摆弄起包装纸来。一会儿,五只精巧美丽的纸鹤就在她手中诞生了。她笑着说:“两只大的是你和良夫,三只小的是我们的太郎。”忽然间,我觉得眼前的婆母是那样的亲切,国籍仿佛不能成为我们之间的隔阂,我打心底喜欢上了这个特地从东京赶来的日本老太太。
也许因为都是属鼠,我和我的日本婆母在性格上总有些相似:一样的急性子,一样的贪嘴爱吃零食,一样的不服输爱顶嘴。看着我,她常常说好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一次我与老公为了一件小事莫名其妙地争论起来,坐在一边的婆母忽然笑了起来:“像极了,敏敏的脾气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她没有一丝埋怨我的意思,轻谈漫笑中,轻易地化解了我和老公间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回东京后,婆母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写信,每次信都写得很长。为了让我读信能够轻松一些,她总是尽量写中文,她中文的写作能力要比口语能力强出许多,但有时还是会把人弄得啼笑皆非:“你的信我何遍何遍(一遍又一遍)地看,心里很乐(快乐)。你捎来的果子(点心),我和我的朋友一魂(块)吃,都说重庆的果子(点心)很好吃。”有的时候,我不得不看好几遍,才能理解她要表达的意思,但婆母从遥远的地方传递过来的关心和爱,我一瞬间就能感觉得到。
因为老公的事业在北京,而我在重庆工作,所以我们分离的时间要远远比在一起团聚的日子多。婆母虽然是个很传统的日本妇女,但从来没有因为我不顾老公而责备我、埋怨我。“女人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只要心里有着良夫就可以了!”婆母一直很理解我,也常常对我老公说:“你要理解敏敏,要知道她在想什么!”老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多半也是由于婆母在他耳边的嘱咐。
前不久,婆母知道我想写一部小说时,显得十分高兴。她拿出一叠写满了字的纸来:“这可是我的梦呀!”原来婆母也渴望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就取名叫《一个日本女人在中国》吧!把我的经历写出来,把我的感受说出来,诉说一个日本女人在中国那动荡年代的遭遇,讲述她在中国时的甜酸苦辣,那会是一部很有说服力的作品。”虽说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给她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痛,但在黑暗的日子里,也曾有人偷偷地向她这样一个有着间谍之嫌的外国妇女伸出热情的双手,也曾有人不畏险阻地为她站出来说公道话。作为战后自愿跟随丈夫到中国的女人,公公去世后,回到日本的婆母自然不会受到日本政府对她的照顾。她一个50岁的女人带着一个10多岁的孩子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艰难地生活着,幸好有朋友和亲人给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其中不乏一些中国人,才让她度过了难关,把良夫拉扯大。
婆母对中国人的感情是深厚的,执著的。虽然她离开中国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但她从未断过与中国人的接触。每次遇到节日,东京的家中总是挤满了中国的留学生。婆母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打工不容易,吃不上一顿好饭菜。只要留学生们有时间,她总会很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家中做客,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让他们感受一下在家里的气氛,体会一下团圆的感觉。留学生们也很喜欢和信任她,遇上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也都会去找她,好像她成了大家的朋友和妈妈。
虽然婆母一个人独居在东京,但我知道她并不孤单,她的身边有那么多朋友,那么多爱她的中国人,而我和老公也会祝福她,为她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