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巧云的电话时已近午夜，她伤感无助的声音在冰冷的暗夜听起来显得格外凄凉。我不禁多了几分同情，更用心地倾听她的诉说。或许，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聆听对她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

    一直以为很幸福
   
    2007年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而这幸福主要源于我自认为找了一个爱我、顾家的好男人。相信这也是大多数女性衡量幸福的标准。
   
    我和文楠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从相识到结婚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把彼此的性情、个性、家庭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
   
    应该说，这段婚姻是十分慎重的，再加上两人之间的感情不错，所有人都认为我俩一定会长长久久地幸福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仔细回忆20多年来的婚姻生活，文楠曾带给我太多感动。
   
    1983年4月，我生儿子时难产，当医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守候在外面的文楠时，他当即哭着跪在地上求医生，无论如何要保证我的安全。
   
    这个情景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她还说当我在手术室里时，文楠哭得瘫倒在走廊上，一个劲地自语：“我不要孩子，只要巧云好。”
   
    后来，我从麻醉状态慢慢清醒过来，母亲含着泪对我说起文楠的种种表现，还感慨：“你是个有福气的人，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公。”而我，早已泪湿了枕巾，心中一片温暖。
   
    2000年，我在一次例行体检中查出体内长了肿瘤。当时，我看到几个医生面色凝重地凑在一起研究我的B超图案，又隐约听到“疑似”的字样，吓得眼泪直淌。无助的我只好拨通了文楠的电话，10分钟不到，他就赶了过来。
   
    之后的一系列检查都是他带着我完成的，每做完一项检查，他就故意对我说：“刚才我问了给你做检查的医生，说问题不大，那个肿瘤应该是良性的。”
   
    虽然不知真假，但这话的确让我安心不少。在文楠的宽慰下，我的恐惧心理渐渐消失，住在医院里平静地等待最后的“宣判”。
   
    庆幸的是那个肿瘤果然是良性的。当结果出来后，文楠故意对我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说不会有事就肯定不会有事。”
   
    可我哪里知道，在等待结果的那几天里，他比我更忐忑、更焦急。因为后来儿子曾偷偷告诉我说：“妈，那天我看到爸爸在厨房里边做饭边抹眼泪呢。”
   
    除了夫妻间的恩爱，家庭的和睦也是让我感到幸福的地方，而这也离不开文楠的努力。
   
    长期以来，文楠视我的父母如亲生父母一般，生病时悉心照顾，平日嘘寒问暖；兄弟姐妹谁家有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助。
   
    我和婆家的关系也极好，有时和婆婆逛街，亲密的神态让人误以为我俩是母女而不是婆媳。
   
    如此温馨、和谐的家庭自然让人羡慕，尤其是儿子渐渐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朋友们更是认为我是个好福气的女人。“你好幸福哦。”当她们由衷地夸赞时，我更对自己的幸福深信不疑。
   
    幸福背后的真相
   
    若不是那个陌生女人的来电，我仍会沉浸在幸福之中，也不会料想到一直恩爱、顾家的丈夫竟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仔细回想，我从2006年6月就曾察觉到了蛛丝马迹，只是没有太在意罢了。那时候，文楠说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从存折上取走了1万元钱。
   
    因为一贯的信任，我甚至连他打算做什么生意都没有问。但到了9月，我还是起了疑心，因为文楠既没有对我谈过生意上的事，也没有见到一分钱的进账。
   
    于是，我假意说：“不如退股算了，把钱存在银行里比较稳当。”一句话让他着了急，编了各式各样的理由搪塞，他慌张的样子却让我越发疑心。只是不管我怎么追问，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
   
    换作别的女人，遇到这种事情恐怕早就“炸锅”了，但我依然不愿往更坏的地方想。而且文楠也再三保证：“巧云，你放心，这钱我肯定没有乱用，过段时间自然就会拿回来。”
   
    听着他信誓旦旦的话语，看着他无限真诚的眼睛，我彻底放松了戒备，甚至还埋怨自己：“都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了，难道还不相信他吗？”
   
    于是，不快的情绪很快消失了，我相信那1万块钱只是被文楠拿去急用而已，继续沉醉在眼前的“幸福”中。
   
    但很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无情击碎了我的幸福感觉，让我仿佛瞬间坠入了无底深渊。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是12月31日，2006年的最后一天。
   
    我正在家里准备午饭，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匆忙跑去接，一个女人自称是文楠不寻常的朋友，要求见面。
   
    如此直白，再傻的人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放下电话，我发现自己整个身体竟然颤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