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能与巴黎媲美，但乘车人三五成群大声喧哗，大有与行车噪音一争高低的气势；更有打手机者，高谈隐私，旁若无人。国人的自我一览无余。”近日，微博用户“心理学张侃”发布了这条消息。地铁是个小社会，熙熙攘攘、行色匆匆的人们，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各自的心态、价值观，也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6月24日下午，在北京大觉寺明慧茶院，《生命时报》记者见到了发微博的这位先生——刚刚当选为中国心理学会会士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著名工程心理学家张侃教授。

　　“那天，我坐地铁去参观北京园博会，看到了两个现象：一是几个人高谈阔论，声音很大，这在其他国家的地铁、公交里是从来看不到的；二是有人打手机，说的多是个人隐私，但声音很大，毫不避讳。表面上看，中国人的内心真是太开放了，连家里事都不在乎被外人听到，可我想反问一句，他们心里把别人看成是人了吗？”张侃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起当日的感受。

　　在地铁里，日复一日地上演着有中国特色的场景：不少人买票时插队，好像他们是最珍视时间的人；不等下车人出车门，人们便一窝蜂地向车内挤去；好多人跷起二郎腿，把脚上的脏鞋伸得老远，大概觉得这种大模大样的姿势很有“派”……张侃说，这些人打心眼里觉得，别人都跟自己没关系，完全是目中无人。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没有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和感受。

　　还有人平时温文儒雅，可一上地铁就像变了个人，这个挡他路了，那个挤到他了，脾气暴躁。“人都有两面性。在家或单位，人们要维持表面的和谐，不能为所欲为，而需要克制行为。在公共场合，人们本来更应关注他人的感受，但不少人觉得反正互不相识，不论行为好坏，都对自己没有直接影响，于是就回归本性了。”张侃解释，“看待一个人，要看他对陌生人的态度，那是最本质的反应。”国人在公共场合的诸多行为都表明，中国人“自我”意识太强了。

　　“中国人的内心，表面上看是‘公’的，这与数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张侃说。在国外，不少“唐人街”入口处的牌楼上，都能看到孙中山题的一句话——“天下为公”。许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公”心在前，“私”心在后，是符合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然而事实上，一些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淡漠，内心深处是很“私”的。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表现都能看出这一点。张侃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街上看到有人被欺负或遇到困难，很多人都冷漠以对，认为无关痛痒；可如果家里人受到伤害，那可不得了，一定要去为家人讨个公道。”国人的集体主义，其实是家族主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习惯给自家修个院子，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管。大家‘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归根结底，说国人“自我”意识强，倒不如说国人以“自我”为中心。人之为人，对“自我”的强调是本能的需要，但真正的自我，强调的是每个人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即人生而平等的社会意识。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未建立起来，这让“自我中心”深藏国人集体潜意识。上世纪80年代，主流社会意识又由追求“理想”转为追求眼前的、实惠的“发财”，国人更是顺理成章地追求起“自我”，所言所行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他人福祉。在公众场合，国人也只看重“自我”，并强烈地表现自己。他们却忘了，这种目无他人的表现，会丢失更深层次的“自我”——他人对自己的尊重。这种无视他人的举动若发生在欧洲和美国，是很丢人的，公众会觉得这人没有教养，投以异样的目光。正所谓“众目睽睽”，大家的目光也是很厉害的，可不少国人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在我国，并非自古就缺少礼数。两千多年前，孔子就非常讲“礼”。国人也并非一向“自私”，对不少人来说，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扶弱抑强”是许多人的本能冲动，会让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满足与安宁。

　　爱因斯坦曾说过：“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与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过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人类社会有一个不分民族的“共识”：所谓高尚、道德、好人，就是指对社会和他人具有奉献精神。作为中国人，我们要能看到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点，也要看到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糟粕，才能更好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