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香港听了一场名为《暗中作乐》的演唱会。我去年听人赞不绝口地说过，说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大厅里听演奏及歌唱，可以体会到视障人士的失明感觉。我一直很好奇，等着他们今年的演出。

到了演唱大厅外面，手机和一切随身携带的东西都要寄存，我猜想他们肯定要保证不能让观众带任何光源进去，就主动把打火机也寄存了。在随行朋友的劝说下，我把眼镜也摘掉了，因为戴与不戴其实是一样的，丢了也不好找。随后，工作人员——都是视障人士——交给我以及排队的观众（其实是听众）一根长绳子，每人握住一个绳结，他们在前面领路，感觉是绕了好几个弯，进入一个真正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厅里。

随后，我在视障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缓慢地摸到一排椅子前坐了下来。其实这段路我猜想是不长的，却走了很久，慢慢地就进入全盲的状态。举目四望，上下左右没有一丝光，再闭上眼睛，感觉也没什么区别。我就这样一会儿睁眼一会儿闭眼，听到周围听众熙熙攘攘的说话声，远处，大概是我的右前方，传来主持人的声音。他让大家跟右边的听众打个招呼。我不知道我右边是谁，听声音是个年轻的女生。

随后，主持人又要求各个年龄段的听众发出不同的声音，来确认听众的年龄构成。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习惯用耳朵来接收信息了。于是，耳朵就自动敏感起来，开始分辨周围的声音，比如谁的椅子动了，谁说了一句什么话，伴奏的都有什么乐器，扩音设备的位置等等。随后，我还试图用脚去踢前方的椅子，确认我与前排听众的距离，用手摸椅子的表面，想知道是什么面料的。

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目盲状态，开始安静地听舞台那侧传来的声音，只有歌手和乐器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听众鸦雀无声。我被声音带入一个没有光但可以被感知和认识的世界。比如一些背景声音是香港市民的一些游行和集会的现场录音，我立刻知道这是哪一次、大约是在哪一条街。

我还拼命想象这个大厅是什么样子，是台阶式的凹入式场地，还是平面场地？这个大厅有多高，有多宽，可以容纳多少人？我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在干什么？慢慢地，恐惧和不安开始蔓延。我在黑暗中努力寻找哪怕一丝丝的光线，终于发现了一个移动的似乎是一团光的缥缈的东西。即便这只是一丝游弋的光线，我的内心却激动得一塌糊涂。这团光线似乎变成了我的世界的唯一中心，我不断地回头去看它，仿佛那是生命唯一的期待与希望。可是直到散场，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视觉的消失，当然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我有幸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体会到一部分人长年累月直至生命终止在这种黑暗世界里的感受。难得的是，视障人士有他们与这个世界接触的方式。我想，这个演唱会的目的也是如此，让常人知道视障人士的世界，体会他们最初的恐惧与无奈，体会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我甚至开始想象，如果我不幸目盲，我能干什么？我还能够写作吗？我如何读书？我如何度过下半辈子？

我突然想起，在香港和台北，见到残障人士的概率极大。在香港，几乎每次坐地铁都能遇到残障人士。他们进车厢时由地铁工作人员把轮椅推进来，下车时这个车门边上就有工作人员在等着。巴士都有自动的升降板，到站后司机会协助他们下车。正因如此，他们才敢于出门，才能够自由地在这个城市移动。

在离开那个黑暗大厅的一刻，我突然间觉得，在刚刚过去的1个多小时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看不见彼此，共同享有一个空间。在这里，如果你不发声，就等于不存在。黑暗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片黑暗中却没有发出声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