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3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这是日本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片首的一句话，这部追踪10年方始完成的纪录片，讲述了中国父亲丁尚彪为了梦想，为了家庭和孩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苦苦打拼15年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北海道“大逃亡” 

　　子夜12点，乌黑的天空飘着冷冷的细雨。日本北海道最东部的小镇阿寒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 
　　凌晨3点，他们穿过了小镇，穿过了机场。被淋湿的衬衫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根木棍，那是准备用来与随时可能扑上来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几小时的徒步疾走，让他们的小腿肚酸肿发胀。 
　　渐渐地，四周的黑暗化成了茫茫的白雾。前方就是钏路市，逃亡者带着一身疲惫，悄悄在钏路站后面一间无人的小棚里换上了干衣服。当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奔进车站，几乎是在关门的一刹那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发动，他们的“逃亡”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镇这群中国学生的此次夜行，后来成为震惊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时年35岁。“逃亡”的半年前，在上海，这名青年花了5角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份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的资料，并举债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来到了日本。 
　　早年由于“下乡”而错过读书机会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发点。 
　　按照设想，念完阿寒镇的语言学校后，他会考入日本的大学，日后再将妻女都接来日本一起生活。而到了阿寒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这批学生，是为了解决该地区人口过少的问题。 
　　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本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学校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首批的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7个人。 

　　一家三口天各一方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东京，一待就是8年。他的签证很快过了期，他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 
　　在东京打工还债的这几年里，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新目标：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去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求学梦，寄托到女儿的身上。 
　　这是东京丰岛区一栋30年前修建的木板楼。丁尚彪做饭、洗澡、如厕、睡觉都在楼上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内。洗澡的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池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刚跑来的时候，家里人想不通，总猜测我在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实我就是想为女儿拼命赚些钱。”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时，女儿还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毕业班里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文革”风暴中，1970年，丁尚彪被安排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五河县。他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就是在那种忍受着饥渴、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丁尚彪邂逅了他的妻子陈忻星。
　　陈忻星和丁尚彪一样，也是从上海到五河县的。在那个没有电灯、煤气，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环境中，他们两人共同许下“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不久，“文革”结束，他们回到了上海，随后他们的女儿出生。 
　　丁尚彪上海的家，在一栋70年前所建的老房子的二楼。一楼的公用厨房昏暗、狭小，陈忻星每天下班后做了饭，再端到楼上房间和女儿一起吃。晚饭后，女儿在角落的书桌边做功课，陈忻星就在一边读报。两人共睡一张床。为了贮备留学费用，母女俩相依为命，过着简朴的生活。 
　　1997年夏天，女儿丁晽收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女儿在上海的最后一晚，陈忻星和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相顾无语。突然陈忻星好像想起了什么，叮咛道：“以后你要自己一个人去闯了，我们都老了。” 
　　8年前，同样在虹桥机场，陈忻星送别了自己的丈夫，至今未团聚；此地此刻，她将送别女儿，不知何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