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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运面前， 妻子迎难而上

　　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回到部队后，也是忧心忡忡。孩子这么小，失去了语言能力，以后还有什么前途呢？每每想到这些，就是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有天晚上，我借酒浇愁，醉意朦胧中，竟然吞下一把安眠片。结果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多年的老胃病也犯了。妻子得知后，专门来部队看我。她自己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还一再开导我：“孩子会好的，你要走了，让我和孩子怎么办，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们呢？”身为男子汉，还比不上一个弱女子坚强，妻子的话说得我羞愧难当。我把妻子拥入怀中，夫妻抱头痛哭……

　　儿子的病被专家判定无法医治，可妻子并不甘心，有一线希望她都要去尝试。1995年，她在一本杂志上看到长春某医院治疗药物性耳聋有效，就和我商量带孩子去看。那时为了给孩子看病，我们已是债台高筑。部队的战友们知道后，纷纷主动给我捐款，亲戚朋友也给我们凑了些钱。在长春治疗了一个月，后来证明还是没有效果。

　　为了孩子，妻子反反复复教他说话。可看到孩子没反应，她心痛万分，甚至急得摇晃孩子。她意识到没有科学的方法训练孩子，无助于孩子的康复。后来她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有位姓万的女士，自己给孩子做康复训练，后来将孩子送进了大学，她深受鼓舞。在和万女士取得联系后，在她的传授下，妻子也开始自己给孩子训练语言能力。

　　妻子千遍万遍地教孩子说话、对口型，经过艰苦训练，孩子终于开口叫了：“妈妈！”。这一声让妻子激动地泪流满面，她逢人就说：“我儿子会喊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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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诚所至，儿子开口说话

　　就是这一声“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97年，我转业到了地方。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决定去济南系统地学习聋儿康复训练知识。因为多次治疗无效，家人已对孩子的病失去了信心。姐姐劝我们还是顺其自然，父亲也说：“你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叫孩子说话！”

　　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老婆一赌气，从娘家拿了米和面，自带干粮一路风尘仆仆到济南。没有钱缴学费，我就向康复中心领导承诺：等拿到了转业安置费，一分不会少。就这样，学校领导才算接收了我们。

　　因为囊中羞涩，我们只好住地下室。妻子又主动要求给学校打扫卫生，这样每月能赚50元，减轻一点负担。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营养不行，可我们连5毛钱一包的奶都买不起。妻子宁愿自己每天吃咸菜，白水面条，有一点好的都要留给孩子。

　　多亏了妻子有教学经验，在济南一边学一边给孩子训练，到了暑假时，儿子终于有了语言能力。9月份，到了入园的年龄，妻子想把孩子送进正常幼儿园。妻子跑了十几家幼儿园，可是一听说是残疾孩子，学校就不愿接收。妻子急得掉了眼泪，一再向园长保证：“我会配合老师的，请相信，儿子一定行！”园长被感动，终于答应收下孩子。毕竟和正常孩子有差距，每天回到家，妻子都要给他再进行辅导。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儿子总算适应了。

　　孩子的每一点进步，都让我们感到欣慰。可这其中浸透了妻子太多的心血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