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透析前一天，李丽丹几乎都喘不上气了，只能坐着，张着嘴呼气。时间变得无比缓慢，她就拿着手机不停看时间。一点，两点，三点——天亮了，六点半，医院就可以透析了。五点刚过，她就穿上衣服，和家人来到医院，等着透析。

　　在自助透析的大院里，李丽丹迎来了久违的笑容。除了能及时透析，还因为在小院里病友间很亲切，像家人一样。她喜欢那样的感觉。

　　慷慨的承诺

　　李丽丹也担心过自助透析会出现问题。一台正常的透析机至少要17万元，而这三台被医院淘汰的机器连同水处理设备，总共只有20多万。有一台甚至还是1975年生产的。

　　加入时每个人必须签一份入股合同书，上面写着：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死亡，都自行负责。

　　李丽丹毫不犹豫地签了。去医院透透不起，也只是等死；用旧设备很危险，但不出意外情况的话至少能活命。

　　只是那时李丽丹不知道，在她们看来合理的“自助透析室”，居然会变成一个轰动的新闻事件。

　　2009年3月，北京一家媒体报道了自助透析的事情。一时间，各大媒体蜂拥赶到小院。在媒体看来，那个小院里的10个病人具备展示社会病的诸多元素——庞大的低收入群体、覆盖不足的医保、卑微的生命。

　　被媒体关注后，她们的命运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在她们获得更多同情的眼光同时，通州区卫生局以“违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名义，向“自助透析室”下达了“予以取缔”的公告。卫生局的做法并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医疗机构，更要命的是，一旦发生事故，当地政府都难辞其咎。

　　病友们拒不执行。10个人中，大部分没有医保，少数有医保的也支付需要自付的费用。三台破旧的透析机是他们所有人共用的肾。“说什么也不能把肾交出去啊。”李丽丹说。

　　几天后，通州区卫生局采取强制措施，异地封存了自助透析者的“三个肾”。

　　与此同时，北京市一边为10个患者提供了免费的透析，一边找到每个病人原籍政府，把人接回。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所有病友都在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希望能以最低廉的费用返乡接受治疗。

　　李丽丹比其他病友都心急。因为直到5月份，家乡长治市才邀请她父亲回去谈谈，是10个人中最后一个接到的消息。

　　最初长治市承诺的条件并不理想。李丽丹只能“赖”在北京，继续享受着免费的透析。而大同老乡孙永琴，得到了大同方面透析费用全免的保证。

　　“其实我们这些人也在私底下暗自比较，都希望自己的条件能跟其他病友差不多。可是，同样是山西省，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李丽丹说。

　　9月初，家乡终于松口了。当地政府承诺：回去后，李丽丹每次透析，只要支付50元。李丽丹同意了。她说：“我想回家。”

　　自从2006年来到北京，她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了。

　　“政治背景”

　　在长治市享受了两年多50元透析费的待遇，李丽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当初谈的时候，我就担心50元的待遇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市卫生局下的公函也没说时间的问题。工作人员就跟我讲，要相信政府。”

　　一直协调此事的长治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王玉华并不隐晦，50元的开价其实只是权宜之计：“当初接他们回来确实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的。自助透析引起关注后，卫生部、山西省卫生厅都要求我们尽快接返患者。李丽丹一家接受50元的条件返乡治疗后，剩下每次450元的费用缺口具体谁来填补，每一方各出多少钱，确实还没协调好。”